西部某州的一个小镇正在绞尽脑汁地寻找处理一名9岁男孩的办法，他被指控用刀子胁迫强奸和骚扰了其他孩子。他年纪太小，不能提起控诉，而且也不能送进教养院，因为“只有当这个孩子而不是其受害人身处危险时，才能采取这一行为”，一名儿童保护官员如是说。
这样骇人听闻的事件并不是司空见惯的事故，也不是将正常儿童的行为夸大其词。如果我们接受了一个事实，即心理变态者的人格特点在幼年时期就会表现出来，那么这类事件就开始变得容易理解了。尽管这会让我们深感不安，但是它为我们持续一生的人格研究扫清了障碍，并且如果我们想要发展出有效的干预方法，必须找出对于同样都具有人格障碍的青少年，是什么导致他们有的成了诈骗老手，有的成了暴力罪犯，有的成了卑鄙无耻、道德沦丧的商人、*治家，或者专业人士，然而还有的——可能在他身上并不能如此明显地看到的那些特点——却成了对社会有所贡献的一员。
当我们考察儿童心理变态者时，很快就会想到一个根本性的问题：为什么？许多青少年走向犯罪道路是由于不良社会环境的影响——遭受父母虐待、贫穷、缺乏工作机会、不良同伴——而心理变态者却是一开始就偏离了正常的轨道。我们不禁又要问：为什么？
不幸的是，研究者依然还未弄清楚心理变态产生的原因。然而，一些有关心理变态起因的初步理论值得我们思考。在这些理论中，有一方观点认为心理变态主要是遗传或者生物因素的产物（天性），而另一方观点则认为，心理变态完全是由不良的早期社会环境所导致的（教养）。正如大多数争论一样，毫无疑问，“真相”位于这两方中间的某个位置。也就是说，心理变态的态度和行为极有可能是生物因素和环境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
有证据显示性格具有遗传和生物学基础，并且某些形式的脑损伤会导致类似心理变态的症状，而且心理变态行为早在儿童时期就出现了，以上这些都为从生物学角度解释心理变态的根源提供了结构框架。
社会生物学是一门相对新兴的学科，其中有观点提出心理变态并不仅仅只是一种心理紊乱，而且是一种特殊的、以遗传为基础的繁殖策略。简而言之，有社会生物学家断言，我们人生的主要任务之一是繁殖，从而将我们的基因传递给下一代。我们可以通过许多方式来完成这一任务。一种繁殖“策略”就是生育少量孩子并细心照顾他们，这样就可以保证他们有较大的生存机会。
另一种不同的策略就是生育足够多的孩子，而其中一些注定会生存下来，即使他们遭到忽视或抛弃。按照假设，心理变态者就是后一种策略的极端情况：他们尽可能多地生育后代，但几乎从不担忧子女的幸福。通过这种方式，他们几乎不需要任何投入就可以使自己的基因传递下去。
对于男性心理变态者而言，生育许多子女的最有效方式就是与大量女性交配——并且很快抛弃她们。除非心理变态者充满魅力或者十分迷人，有女性主动追求他，否则最好的达到目的方式就是通过诈骗、操纵、欺瞒和伪造身份。
我们的一名心理变态被试是个30岁的诈骗老手，他曾经有过几十次的合法婚姻，最早是在16岁。他曾经和几个摇滚明星有过不太密切的联系，但经常宣称自己是她们的经纪人和挚友。他轻而易举地使那些踌躇满志的艺人们相信，他可以帮助她们在事业上飞*腾达。在就我所知的8个案例中，他和这些女人同居后，只要她们一怀孕他就会迅速离开。当被问及他的孩子时，他回答道：“我该怎么说呢？他们都是孩子，仅此而已。”
社会生物学家并不认为，人们的性行为是有意识地为了传递自己的基因库。只不过是本性为我们提供了这样做的各种策略，其中一种恰好就是心理变态者所使用的“欺瞒”策略。当被问及乱交是否是因为想生许多孩子，这样就可以使自己的“基因不朽”时，我们的一名心理变态被试大笑着说：“我就是喜欢干那个。”
女性心理变态者的行为同样也反映出了一种欺瞒策略，她们和许多男人发生性关系，毫不关心亲生骨肉的幸福。当我询问一名女性心理变态者关于她两岁的女儿被其众多情人之一殴打致死的事情时，她冷漠地回答说：“我总会再生的。”（两个稍大一点的孩子已经被送到保护机构了）显然她对自己3个孩子的命运毫不关心，于是我们问她为什么还想要一个孩子，她说：“我喜欢孩子。”与我们研究过的大多数女性心理变态者一样，她口口声声说自己喜爱孩子，但其行为却显然并非如此。
女性心理变态者通常会在物质或情感上忽视自己的孩子，或者在搬到另一个性伴侣的住所时抛弃孩子。戴安娜·唐斯就是这样一个骇人听闻的例子，她虐待、忽视自己的孩子，直至最后枪杀了他们，与此同时她有许多风流韵事。同时她还成了“职业”代孕母亲，希望通过怀孕来赚钱。
当然，在现实生活中撒谎和欺骗的人通常会被揭穿。这样他们的效率就会急剧降低，所以他们将目标迅速转向其他伙伴、团队、邻居或者城市。他们居无定所，四处流浪，能够快速适应新的社会环境，这些都可以视为他们不断需要的新鲜的生存土壤的一部分。
还有另外一点。在一个竞争激烈的社会中，正如我们所处的社会，欺骗手段在某些方面具有适应价值。换而言之，心理变态者的特殊人格特点远不会使他们位于社会的底层，反而为他们搭建了通往成功的阶梯。社会生物学理论符合一些人的直觉，但是难以进行科学验证。大多数支持证据都是道听途说和奇闻轶事。
一种由来已久的生物学理论认为，出于某些未知的原因，心理变态者的部分大脑结构发育速度异常缓慢。该理论的基础包括两个部分：成人心理变态者与正常成人的脑电图具有相似之处；心理变态者的一些特点——包括以自我为中心、易冲动、自私自利和需要即刻获得满足——都与儿童的特点很相似。在一些研究者看来，这表明心理变态者不过是发育滞后。例如，哈佛的心理学家罗伯特·卡根就曾经提出，在克莱克利“理性面具”的背后，隐藏的不是精神病患者，而是一个9岁或10岁的孩子。
这些猜测都很有趣，但是正常人在昏昏欲睡或百无聊赖时，同样也会出现上述讨论中提到的脑电波特点，而出现这种脑电波同样也可能是因为，心理变态者对于这些考察其脑部发育是否滞后的测量过程毫无兴趣。此外，儿童与心理变态者表现出的以自我为中心或容易冲动是否真的一样，对此我深表怀疑。我相信，即便把年龄上的差别考虑进来，绝大多数人依然能毫不费力地分辨出正常的10岁儿童与成年心理变态者在人格、动机和行为上的区别。更重要的是，一个10岁心理变态者的父母很少会把他与正常孩子相混淆。
一个颇为有趣的生物学模型提出，心理变态是早期大脑损伤或脑部功能失调的结果，尤其是在前脑部分，它在高水平的心理活动中起着重要作用。这个模型的基础是，心理变态者与大脑额叶受损患者在行为上有一些明显的相似之处。这些相似之处包括缺乏长远计划能力，耐挫性差，感情淡漠，易怒并具有攻击性，具有不良社会行为，以及容易冲动。
然而，近来的研究并没有发现证据来证明心理变态者的额叶受到了损伤。此外，心理变态者和额叶受损患者之间的相似性可能只是表面性的，或者说至少没有它们之间的差异性重要。尽管如此，一些研究人员有力地指出，额叶某种功能失调——并不一定出现器质性的损伤——可能导致了心理变态者容易冲动并且常常无法约束其不良行为。不过额叶在行为调控中起到的重要作用已经确定无疑，而以下假设似乎也合情合理：出于某种原因——“错误的连线”、早期损伤——它们无法对心理变态者的行为进行有效的调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