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Sciences导读：中国传统文化思想弊端妄谈——附中国传统文化主流思想、中国哲学的演变历程，对比科学与哲学思想体系，并非崇洋媚外，我们从中国传统文化思想整体现实出发，窥其一二反思我国文化思想之弊端。
目录
中国传统文化思想弊端妄谈——附中国传统文化主流思想、中国哲学的演变历程(字)
01中国传统文化思想弊端妄谈(字)
▌中国人的思想文化几千年来止步于文字描述、思想说教
▌一、中国传统文化有哪些？
▌二、中国传统文化与宗教、科学的不同
▌三、美国教育如何从宗教为主走向哲学、科学为主
02中国传统文化主流思想、中国哲学的演变历程(字)
▌一、中国传统文化主流思想、中国哲学的演变历程
▌二、中国哲学思想的演变历程
1历史发展
2先秦时期(?简介?天道观?人道观?古今观?知识论?名实观?先秦名实观)
3秦汉时期(?简介?天人关系?宇宙生成?形神关系?古今之变?人性学说)
4魏晋南北朝(?简介?有无?名教与自然?言意)
5隋唐时期(?简介?唯识宗?天台宗?华严宗?禅宗?道统与法统?天人关系)
6宋元明清时期(?简介?理气道器问题?心性心物?闻见知行?两一变化?古今理势)
7中国近代哲学(?简介?自然观)
▌三、中国哲学
1哲学含义
2古代哲学(?百家争鸣阶段?儒道三玄阶段?儒学发展阶段?中西融合阶段)
3中国近代哲学
参考文献(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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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中国传统文化思想弊端妄谈(字)中国传统文化思想弊端妄谈
文
秦陇纪，-05-16知识简化
有识之士发文指出中国只有中国思想没有所谓的中国哲学，指国人理论并无严谨逻辑推理。中国人思想思维方式是模糊的，说话做事善于定性，喜欢喊口号表忠心讲团结，流于外部表现。至于治人、团结起来之后，做什么、怎么做、坚持不坚持做，反倒成为视而不见、忽视马虎、其次的环节了。
中兴、联想等组装厂被制裁、强迫投票等事件，都是因为其并无核心技术，业务严重依赖美国被逼无奈。除了计算机、交换机等网络设备，无人机、机床设备等芯片和系统也是国外大公司主导，中国至今只是个大型组装工厂。国内顶尖安全公司，如金山电脑管家之类的安全软件，核心是对病*做特征值比对、修改操作系统配置和注册表的二次配置工具，只做些包装个App外观的活，不研究软硬件底层技术，毫无核心技术可言，根本抵御不了美国网络武器库的攻击。这样的三流水平竟是业界一流企业，还和众多*务项目、国家安全项目合作。诸如此类，举不胜数，有人把国产科技发展不起来归咎于中国文化，本文亦做一分析。并非学术交流，权当愤青妄谈国是，看看就行，切勿较真。
▌中国人的思想文化几千年来止步于文字描述、思想说教
西学从亚里士多德开始，至今仍然在发展哲学和科学，不断细化。而我们的传统文化从八卦周易至今仍然是文学说教，几千年来始终停留在思想意识形态描述层次，没有任何人做出深层次思维方式和研究范式的推动。这样的传统文化，如同几千年前用于*教合一的教育，太肤浅了。希望真正喜欢、热爱传统文化的人，静下心来做点研究，不要继续做几千年来做过的低级粗暴的说教浪费生命了。
中国传统文化和本土“哲学”大都是些说教，是对人事世界的描述。比如今天阳明心学群的分享：在经验社会中，人必须和物之间建立关系情景，人对物的追求不断扩大，私欲也会无限扩张，对善恶的判断不能按照良知去判断，以至于所做的事情往往和良知背道而行，良知被私欲蒙蔽了。所以作为主体自身，在日常生活中要努力克服心中私欲、自觉至极良知。
西学也有很多类似的说教，尤其是宗教著作比比皆是。但是从哥白尼质疑地心说开始，从天文学领域开始，他们已经把宗教和日常人们描述世界这一种手段，变成了质疑、观察、测量…等一系列科学手段，不断挑战宗教权威。我们至今仍然是观察，最多是思考和分析。也就是说，定性不定量。最近千年以来，西学的哲学和科学，其强大的生命力已经把原本落后的西方世界提振到了科技创新为主的科学世界。而我们从“官方最高指导思想”到民间“传统文化”，仍然是说教(绝大数)和哲理分析(极少数)为主，中国人对耍嘴皮子、喊口号表忠心等肤浅、外求认可的这种心态和事情乐此不彼。
时代呼唤我们做出真正厉害的、能与科学研究范式“可观察、可测量、可解释或实证…”相媲美或超越科学体系的中国传统文化相关的研究思想。但这很难，对于观察认知这个世界，科学研究范式基本上已经很好了，符合人类个体对世界的认知途径。但也有机会，比如：人类意识、智能如何产生发展，很难观察和测量，超越人类感知的事物借助仪器做认知……还有很多方面大有可为，但是难度较大。传统文化的生命力可能会止于说教和*教合一，唯独玄学、中医、气功、超能力…等方面的认知和观察测量不止是说教，但亦不是科学，也许还有机会？我想这比科学研究要难上加难！
如果不能超越科学体系，希望我们中国人要尽快学习科学研究、技术、学术，真正踏实下来，从最原始的文字描述、思想意识形态描述、说教和文学表达开始，摒弃只会文字表达讲思想道理喊口号表忠心的初级水平，提升到可观察可测量可解释或实证的科学研究层次，推进所有领域不止步于文字表达层次的各种认知世界的方法，真正内敛、理智、深入理解、互相认可这个世界。当然可以定型定量的尽量细化，尤其是理论工程技术之类的领域，否则我们还要继续落伍于西方科学世界。
▌一、中国传统文化有哪些？
简要说：中国传统文化是指居住在中国地域内的中华民族及其祖先所创造的、为中华民族世世代代所继承发展的、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历史悠久、内涵博大精深、传统优良的文化。它有四种形式的文化内容：物质、行为、制度、精神（四种文化形式的具体表现）。中华传统文化应包括：古文、诗、词、曲、赋、民族音乐、民族戏剧、曲艺、国画、书法、对联、灯谜、射覆、酒令、歇后语、成语等；传统节日（均按农历）有：正月初一春节（农历新年）、正月十五元宵节、四月五日清明节、五月五日端午节、七月七七夕节、八月十五中秋节、腊月三十除夕以及各种民俗等；包括传统历法在内的中国古代自然科学以及生活在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各地区、各少数民族的传统文化也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例如，中国传统文化主要包括：
-中国书法、篆刻印章、中国结、京戏脸谱、皮影、武术
-秦砖汉瓦、兵马俑、桃花扇、景泰蓝、玉雕、中国漆器、红灯笼（宫灯、纱灯）
-木版水印、甲骨文、钟鼎文、汉代竹简
-茶、中药、文房四宝（砚台、毛笔、宣纸、墨）、四大发明
-竖排线装书、剪纸、风筝-佛、道、儒、法宝、阴阳、禅宗、观音手、孝服、纸钱
-乐器（笛子、二胡、鼓、古琴、琵琶等）
-龙凤纹样（饕餮纹、如意纹、雷纹、回纹、巴纹）、祥云图案、中国织绣（刺绣等）、凤眼
-彩陶、紫砂壶、蜡染、中国瓷器
-古代兵器（盔甲、剑等）、青铜器鼎
-国画、敦煌壁画、山清水秀、写意画、太极图
-石狮、飞天、太极
-对联、门神、年画、鞭炮、谜语、饺子、舞狮、中秋月饼
-鸟笼、盆景、五针松、毛竹、牡丹、梅花、莲花
-大熊猫、鲤鱼、芭蕉扇、风箱
-黑头发、*皮肤、丹凤眼
-红旗、天安门、五角星、红领巾、红太阳、长江、*河
-唐装、绣花鞋、老虎头鞋、旗袍、肚兜、斗笠、帝王的皇冠、皇后的凤冠
-泥人面塑、锄头、清朝大辫子、铜镜、大花轿、水烟袋、鼻烟壶、筷子
-华表、牌坊、长城、园林、寺院、古钟、古塔、庙宇、亭、井、*土、民宅
-剪纸！剪纸的种类有很多，比如：窗花、喜花、礼花、鞋花、门筏、湾州布影、斗香花、剪纸团花、剪纸旗幡、剪纸汉字、剪纸图画等等。剪纸的内容包含着浓浓的生活气息。鱼虫鸟兽、花草树木、亭桥风景这些人们熟悉而热爱的自然景物成了人们剪纸的花样。每逢过年过节或是喜事临门，人们都要剪一些“福”字、“喜”字等表示庆贺。剪纸图画就是在一张纸上剪出一副画来。
-汉字、数字8、6、4
-唐诗、宋词、《三十六计》、《孙子兵法》、《西游记》、《红楼梦》、《三国演义》、《水浒传》、《诗经》
-金元宝、如意、烛台、罗盘、八卦、司南、棋子与棋盘、象棋、围棋
-*包车、鼻烟壶、鸟笼、长命锁、糖葫芦
-玉佩、鹫、千层底、刺绣、丝绸、檐
……
另外我国有各种各样的传统节日，很多事情有各种礼仪和习俗……
每个地方还有地方和民族的特色。
中国文化主要可以归纳为三种:1.宗法文化，2.农业文化，3.血缘文化。这三种文化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并且随着历史的演变它们之间相互渗透作用越来越紧密。例如：封建社会大家庭里面,血缘关系十分重要,特别强调辈分和地位的等级差距,因此十分重视家族家规,它们在一定程度上甚至比国家的一些制度更具有凝聚力和威信,在鲁迅先生的小说里我们常常可以看见宗法文化对封建统治和人们思想产生的影响;我国自古以来直至今日还是一个农业大国,正所谓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以农业为主的经济形态必然会产生与之相适应的文化制度。
▌二、中国传统文化与宗教、科学的不同
中华传统文化与一般的宗教相比较是不同的，它的魅力在于比一般的宗教更具有说服力的。一般的宗教都是建立在信仰的基础上的，只有通过虔诚地相信，才能感到神的存在，不能问、不要问为什么，是什么道理。可是在物欲横流的社会中，在各种色象的诱惑下，很多人是经不起引诱的，他们都会对自己的信仰发生动摇的。特别是一些宗教不能正确科学地解释自身，而且往往与科学思想是有抵触的（这不是说科学是正确的，科学也是不能正确的认识自己），而科学的道理又是显而易见的，因为它认识的是物质，是事物直观的可见的表象。在科学日益发达的今天，宇宙飞船上天，原子弹爆炸，互联网技术，生物技术上的成就，科学观念是很易被人们接受的。
但由于中国文化、宗教信仰等原因，中国人并不按照科学体系的思想和研究方法做事，依然是按照传统的中国思想文化做事。欧洲中世纪历史上的《圣经》文化，和现在《古兰经》文，是强迫的。但中国历史上，历朝历代至今为止，无论什么时候，哪一个封建王朝都没有真正彻底的贯彻中国传统文化，儒家、道家都不强迫人做事。所以，中国的传统文化从来都没有象《圣经》文化和《古兰经》文化那样，左右一个国家的*治经济的命运。
现在国家提出加大中国传统文化教育，尤其是计划用现代语言把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涵表达出来，使人们真正的理解中国传统文化，而且写进了在高考指挥棒，将影响千万上亿的中华学子。至于是不是有利于注重表象实证的科学，以及思维表象推理的哲学的发展，就不得而知了。就怕只剩文字表达！
▌三、美国教育如何从宗教为主走向哲学、科学为主
国内大学课程考核方式注重结果，大部分教师课上布置一个论文题目或创作作业，到期末考试或收取作业，平时不管不问。学习评价体系依赖期末考试分数，中间缺乏“过程管理”，致使学生在上课期间缺少有效压力，很容易形成平日休闲娱乐，考前熬夜突击应付的学习习惯。而美国大学生对平时学习更为重视，通过建立有效的过程量化评分体系以及繁重的课业量，促使学生在平日学习中也丝毫不敢马虎，很少有学生还能有精力去沉迷网游、网剧或睡懒觉，从而有效保证了学习深度与品质。美国大学课堂上，“上课睡觉”、“不参与发言”、“迟到”、“上课看手机”都会被视为很不礼貌的课堂行为，美国教授会觉得这是一种不尊重教师、不在意学习的一种表现，有时后果还会很严重。
不可否认美国教育，尤其是高校，通过依赖其独立自主、兼容并包、自由竞争的生态机制，使其全球教育的主宰地位仍在延续，并通过其持续培育出的大量精英人才以及科研创新成果不断助推美国新产业的强势崛起。美国高校没有行*官员担任，没有全国统一的管理制度，各州可自主制定高等教育法及其相关管理规则。公立大学一般归口各州的议会和州*府主管，但学校具体的管理权限主要交由高校董事会，私立大学则完全由校董事会领导，不受*府部门控制。美国各高校间，通过充分的行业竞争，逐渐形成了一整套有效的师资管理模式，并促使高校教师职业本身在美国社会中形成了较高的社会声望，从而不断吸附社会精英人才加入其中。
“钱学森之问”常常会在国人心中叩响，它已成为中国教育发展的一道艰深命题，破题需要改革的勇气，观念的转变，同时也需要可执行的行动细节。高等教育的发展依赖于全球人才的自由流动，而美国，恰恰正处于这个系统的核心节点，美国名校一派群贤毕至、“万邦来朝”的宏大景象，完全从宗教说教走向了哲学、科学为主的文化教育。美国大学中深入细节的教学理念、精准的管理水平以及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这是我们所缺少的。
02中国传统文化主流思想、中国哲学的演变历程(字)▌一、中国传统文化主流思想、中国哲学的演变历程
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渊远流长。有很多传统文化，比如：书法、刺绣、戏剧等等。
中国传统文化主流思想的演变历程
1、先秦时期，百家争鸣：儒家?道家?墨家?法家?兵家?名家?阴阳家?纵横家?杂家?农家?小说家?方技家
2、西汉时期：武帝前:道家无为思想；武帝：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3、两晋南北朝：玄学时期
4、隋唐五代，儒家主流，道家也可占一部分，因为李氏认为老子是其祖先。
5、宋元明清，儒家，尤其是明朝开始，科举以八股取士后更加显著。
6、清末民国：百家争鸣，主要是以西学东渐开始。
具体来说：
（一）儒家思想的形成——先秦时期
思想体系的核心：“仁”和“礼”
1、孔子
孔子的*治思想：主张“为*以德”，逐步改良*治；主张对*神敬而远之
孔子的教育思想：举办私学和“有教无类”，教育方法：因材施教和启发诱导
学习方法：实事求是和独立思考
影响：《论语》成为“四书”之一，孔子成为“圣人”，是儒家学派的奠基人
评价：①当时未受重视，后经改造形成完整的儒家思想体系，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
②在世界文化史上有重要影响。被推崇为“圣人”
2、孟子
孟子思想的内容：1、仁*学说。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主张；2、主张人性本善。3、人的修养和义利观。
影响：《孟子》成为“四书”之一，孟子成为“亚圣”，是儒家学派的重要奠基人
自然观：“天行有常”“制天命而用之”的人定胜天思想
3、荀子
荀子主要思想：伦理观：人性本恶；*治上：礼法并施
影响：战国百家思想的集大成者，对中国传统哲学影响深远
（二）儒学独尊地位的确立——汉代
1、独尊儒术的历史背景：适应君主专制中央集权统治的需要；“天人感应，君权神授”说
独尊地位的确立：“三纲五常”学说，成为封建伦理关系的准则
2、董仲舒的思想：“大一统”的理论，以加强君权，维护君主专制
3、“独尊儒术”的影响：①有利于巩固中央集权和打击地方割据，适应西汉经济的发展，具有进步意义。②确立儒学在传统文化的主流地位，对中国人的伦理观念、文化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③儒学独尊局面形成，禁锢人们思想，扼杀创造力。
（三）儒学的发展——宋明理学（融合儒道佛）
理学兴起的背景：“三教合一”对儒学的影响、佛道兴起及儒学面临危机
宋代阶级矛盾、民族矛盾尖锐统治者加强中央集权的需要
1、宋
程朱理学两大流派：
①“理”是世界万物的本源，主宰万物；
②“理”体现在社会上是儒家道德伦理，在人身上就是人性；
③把握“理”，就要“格物致知”（接触事物才能明“理”）
④当人的私欲与天理发生冲突时，就要“存天理，灭人欲”
2、明：
陆王心学：①王阳明把理学发展为“心学”、“心即理也”；②“致良知”认为良知就是理，天理就在自己心中，只要克服私欲、回复良知就能成为圣贤，强调自我修养和奋发立志。
评价：①压抑人性，扼杀人生自然欲求
②重视意志力、崇尚气节，强调社会责任感，对塑造中华民族性格起积极作用
（四）儒学的继续与变异——明清
1.出现的背景
①*治：明清时期君主专制空前加强
②经济：商品经济发展和资本主义萌芽兴起
③思想：理学和心学盛行，束缚了人们的思想
2.李贽思想
①否定孔孟学说的权威；
②反对传统道德和传统观念，追求个性解放；
③否定“存天理，灭人欲”；
④主张男女平等
★*宗羲：抨击君主专制
1、主要观点：
（1）*治：猛烈抨击君主专制制度，揭露君主专制是天下之大害。
（2）思想：继承民本思想，提出“天下为主，君为客”的民主思想。
①强调治乱标准：“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
②提倡“法治”：“以天下之法”取代皇帝的“一家之法”。
③改革君主专制：主张限制君权，提出君民共治天下，保证人民的基本权利。
（3）经济：反对“重农抑商”，提出“工商皆本”的思想；
2、评价：
（1）其*治主张抨击了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对后世反专制斗争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2）*守羲的思想震动当时学术界，对晚清民主思潮的兴起有一定的影响；
（3）“工商皆本”的思想，反映了工商业发展和资本主义萌芽的要求，有时代特征；
★顾炎武：“经世致用”思想
1、主要观点：
（1）*治：反对君主专制，主张限制君权，提出亡国与亡天下的区别。
①《日知录》说：亡国——改朝换代，亡天下——整个民族的沦亡。
②“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
③“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后概括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2）学术思想：倡导“经世致用”思想。
①主张走出家门，在实践中求真知，力求解决国计民生的现实问题。
②《天下郡国利病书》：记述山川形势，物产风俗，民生利弊。
2、基本评价：
（1）以崇实致用的学风，锲而不舍的学术实践，开一代朴实学风的先河。
（2）经世致用思想为近代新思潮的萌发奠定了思想基础。
★王夫之：唯物思想
1、主要观点：
（1）唯物论：认为“天下惟器”。
①世界是物质的，一切事物都是客观存在的实体。
②物质是发展变化的，其发展变化有规律可循。
（2）认识论：客观对象引起主观认识，一切事物通过考察研究都是可认识的。
（3）辩证法：提出：“静即含动，动不舍静”，即运动是绝对，静止是相对。
（4）发展观：提出在*治上要“趋时更新”，闪烁着革新的思想光芒。
2、基本评价：王夫之的唯物思想，启示了近代人们的思维方法，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评价：
（1）明清之际进步思想家，反对民族压迫和封建专制主义，重视手工业、商业，批判继承传统儒学，构筑具有时代特色的新思想体系，促使我国传统文化重新焕发了生机。
（2）进步思想家的思想，一定意义上反映了资本主义萌芽时代的要求，构成中国早期启蒙思想的洪流，具有解放思想的历史进步性，对后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二、中国哲学思想的演变历程
中国传统文化有很多哲学思想，其中，冯友兰的《中国哲学简史》详细叙述了中国哲学的发展过程，简单易懂。看一遍书的目录，基本上也能了解中国哲学发展过程。
冯友兰的《中国哲学简史》
1先秦哲学：孔子的仁爱哲学、墨子的兼爱哲学、老子的道生万物哲学思想、庄子的相对主义哲学思想、孟子尽性知天的哲学思想、周易哲学、荀子天行有常的哲学思想
2两汉哲学：淮南子的哲学思想、董仲舒神学目的论哲学思想、王充元气自然论哲学思想
3魏晋玄学：王弼贵无论、裴頠崇有论、郭象的独化论、僧肇的不真空论
4隋唐佛学；天台宗三地圆融、法相宗万法为识、华严宗四法界、禅宗自性顿悟
5宋明时期：张载太虚即气、二程天即理、朱熹大成的理学思想、陆九渊心学思想、王守仁致良知
6明清时期：王夫之理依于气、颜元的哲学思想、戴震的哲学思想
7近代哲学：龚自珍和魏源的哲学思想、洪秀全的哲学思想、康有为的哲学思想、孙中山的哲学思想
中国哲学史（中国传统哲学的历史）
中国哲学是世界几大类型的传统哲学之一。它致力于研究天人之间的关系和古今历史演变的规律，形成了自己独具特色的自然观、历史观、人性论、认识论和方法论，特别重视哲学与伦理的联系。
中国哲学以本民族特有的理论思维形式表现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辩证法和形而上学的相互斗争、相互影响的过程，如此曲折地反映中国历史上的阶级斗争和生产斗争。
中文名：中国哲学史，外文名：ahistoryofchinesephilosophy，萌芽：殷、周之际，成形：春秋末期，繁荣：战国时代，发展时间：多年，主要观点：自然观、历史观、人性论。
中国哲学史
1历史发展
中华民族的世界观理论体系形成和发展的历史。中国哲学大约萌芽于殷、周之际，成形于春秋末期，战国时代已出现百家争鸣的繁荣局面。
它的发展已有多年的历史，截至年，大体可分为：
①奴隶制及其向封建制转变时期的哲学；
②封建制时期的哲学；
③从封建制经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转变时期的哲学。前两段称为中国古代哲学，后一段称为中国近代哲学。
2先秦时期(?简介?天道观?人道观?古今观?知识论?名实观?先秦名实观)
简介
中国夏王朝（约前21～前16世纪）的建立标志着中国奴隶制的诞生，经殷商（约前16～前11世纪），到西周（约前11世纪～前年），中国奴隶制进入鼎盛时期。从西周后期到春秋（前～前）、战国（前～前）时期，奴隶制逐渐崩溃，封建制生产关系诞生并确立起来。公元前年秦王朝建立了中国第一个统一的封建中央集权制国家，基本完成了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转变。人们通常将秦代以前的中国哲学称为先秦哲学。
天道观
中国古典哲学关于世界本原的根本观点。
主要围绕天是否本原的问题进行论辩，故称天道观（见天道与人道）。在先秦哲学中，无论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哲学体系，都把自己的天道观作为立论的总依据。商代把“天”看成是人格化的至上神，称为“帝”或“天帝”、“上帝”，作为世界的最高主宰。卜辞中记载了商代统治者卜问上帝的文字，凡祭祀、征伐、田猎、年成、风雨、行止、疾病等等，都依占卜的结果行事，反映了商代统治者的唯心主义世界观。《尚书?洪范》记载的殷代贤人的言论，既保留了殷商信奉上帝的神学观念，同时又把水火木金土五行看成是世界的五种基本物质，具有朴素唯物主义的成分，对中国哲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大约产生于殷周之际的《周易》古经，（见《易经》），将早期“八卦”观念加以系统化，以乾（天）、坤（地）、震（雷）、巽（风）、坎（水）、离（火）、艮（山）、兑（泽）八种自然界最基本的现象，说明宇宙的生成和万物间的联系与变易法则，在神学体系中蕴涵着较丰富的朴素辩证法思想。西周灭殷后以较为哲理化的“天命”观代替了人格化的神灵观念。周公提出了“天命靡常”、“敬德”“保民”的观点，认为天命以人之是否有德为转移，在一定程度上重视了人为的作用在周室东迁前后，一些诗人的作品反映了疑天与责天的思想，兴起了无神论的思潮周太史伯阳父以“天地之气”的秩序即“阴”和“阳”的相互关系来说明地震现象，标志着哲学思想的进一步发展。春秋时代*治家子产宣称“天道远、人道迩”，表现了反对天命迷信的倾向。春秋末年的哲学家孔子很少谈论天道，但肯定天命。孔子的所谓“天”，有时指有意志的最高主宰，有时指自然界。战国初墨子反对孔子的天命，而宣扬天志。老子第一个明确否认天是最高主宰，提出了天地起源的学说，认为世界的本原是“道”，而不是天。他宣称道“先天地生”、为“万物之宗”，又讲“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老子所说的“道”和“无”（见有与无），究竟是一个观念性的绝对和思维的虚构，因而属于客观唯心主义，还是天地形成之前的“混成之物”，即原始物质，因而属于朴素唯物主义，这个问题在中国学术界至今尚有争论，但大家都承认，它把中国理论思维大大推进了一步，对以后中国哲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以后孟子继承并发展了孔子的观点，庄子继承并发展了老子的观点。一些传授《周易》的学者，依托孔子写成《易传》，以“太极”为天地的本原。又区别了道器，提出“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的命题。认为道是无形的规律，器是有形的实物。齐国的“稷下学宫”的一批学者，围绕着天道，展开了“争鸣”，推崇管仲的学者在《管子》中提出了“天不变其常”的思想，以“精气说”（见精气）发展了早期关于“气”的学说。强调了天的物质性。战国末年，荀子肯定“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提出了“制天命而用之”的学说；韩非继承了荀子的思想，吸取了老子的辩证法，改造了老子关于道的范畴。他们使先秦的唯物主义思想达到新的高峰。
与天道观密切联系的有关于变化的学说，即先秦哲学中的辩证法思想。孔子提出“两端”和“过犹不及”，表现了一定的辩证观点。老子提出“反”的观念，说“反者道之动”，强调“正复为奇，善复为妖”，“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物或益之而损，或损之而益”，看到了对立面的相互转化，表现了比较丰富的辩证思想。《易传》比较全面地阐述了对立转化的问题，提出“生生之谓易”、“一阴一阳之谓道”、“刚柔相推而生变化”等命题，肯定对立面的相互作用是事物变化的内在根源、对立面的转化是普遍规律，达到了先秦辩证法的最高水平。
人道观
中国古代哲学中关于人生和为人之道的观点。相对天道观而言，称为人道观。周代以前，认为人是上帝的奴仆。周公开始提出以德配天，承认“敬德”与“天”的一致性。他“制礼作乐”以规范人的社会关系。西周末年与春秋时期，随着疑天思潮的蔓延，兴起了重人事与祸福依人的思想。子产强调人道的重要，反对人事屈从于天道的消极观点。孔子也很重视人道，说“谁能出不由户？何莫由斯道也？”他认为人类生活的最高原则是仁，即“爱人”，提倡“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他把仁与礼看作是统一的，认为礼体现仁，说“克己复礼为仁”，“人而不仁，如礼何？”墨子也讲仁，认为仁的实际涵义是“兼爱”，提倡“兼相爱，交相利”。孔子主张由己推人，由近及远，他讲的仁是差等之爱；墨家则讲“爱无差等”。老子反对以仁为最高道德，主张以“无为”、“抱朴”为人生的最高准则。
孟子大力宣扬孔子关于仁的学说，提出“仁义礼智”的德目体系，又把仁义礼智与人的本性联系起来，认为人的本性中含有仁义礼智的萌芽，称之为“四端”。他宣称四端是人所以区别于禽兽的地方。荀子反对孟子的性善论（见性善），提出性恶论（见性恶），认为人之所以为人者，并不在于人性本善，而在于对生物本性的改造。
庄子宣扬老子的无为思想，强调“无以人灭天，无以故灭命”，追求所谓“逍遥”的精神境界，企图脱离纷争的社会现实，得到虚幻的自我陶醉。荀子批评庄子“蔽于天而不知人”，强调改造自然的重要。
古今观
即中国古典哲学中的历史观，探讨人类社会生活的起源与历史变迁的问题。
春秋以前的历史观以天命史观为基本形式，认为天降生了下民，又授命君主来统治，君主能否“顺天应人”是社会兴衰治乱的根本。这种历史观，还没有从天命论中分化出来。伯阳父认为自然环境的变迁会造成经济财用的困乏，以此预言西周将亡，提出了历史演变的新见解。以后，史伯、史墨对这一思想有所发挥。孔子考察了夏、商、周三代之礼，肯定其间因袭与损益的关系，认为“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注重历史变化造成的礼制变化。孟子断言“天下之生民久矣，一治一乱”，认为历史是治乱转化的过程，并着重于肯定先王之道的普遍性。荀子主张“法后王”，也承认先王后王有一贯之道，说“百王之无变，足以为道贯”。儒家承认历史的相对变化，但比较强调古今之间的继承关系。墨家主张“本之于古者圣王之事”，肯定学习历史经验的重要。老子、庄子歌颂太古的原始社会，以为今不如昔。法家与儒墨道诸家不同，强调古今之变。商鞅认为历史是变化的，“上世亲亲而爱私。中世上贤而悦仁，下世贵贵而尊官”。韩非更断言“古今异俗，新故异备”；“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法家所讲古今的具体差异未必符合实际情况，但宣扬历史进化的观点，有重要意义。
知识论
中国古典哲学中的认识论，又称知行观，探讨人的知识来源，认识过程和求知方法。孔子创办私学，提倡“学而不厌，诲人不倦”。关于求知问题，他虽然承认“生而知之者上也”，但强调“学而知之”，肯定多见多闻的重要，兼重“学”与“思”，认为“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具有一定的唯物主义倾向。墨子提出了判断言论是非的标准问题，认为“言必有三表”，“有本之者，有原之者，有用之者”。“上本之于古者圣王之事”，“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实”，“发以为刑*观其中国家百姓之利”，从过去的历史经验、当时人民的感觉经验以及实际运用的效果来确定言论的是非。这基本上是一种唯物主义的经验论。与墨家的经验论不同，孟子强调理性认识的重要,强调思维的价值，区别了“耳目之官”与“心之官”的不同职能，认为“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也”。老子区别了“为学”与“为道”，提倡无知，但强调识道。宣称“不出户，知天下；不窥牖，见天道”。否定感性经验对识道的作用。老子又提出“致虚极，守静笃”的认识方法，要求排除感情欲望对于认识的干扰，对于后世有深远影响。后期墨家在《墨经》中提出了关于知识的精湛学说，他们把知识分为三种，即“闻知”、“说知”、“亲知”。认为闻知是通过传授得来的知识，说知是由推论得来的知识，亲知是从直接经验中得到的知识，三者不可偏废，肯定了认识过程不同阶段的作用。《管子》书中提出“所知”与“所以知”的认识范畴，提倡“静因之道”的认识方法，也发展了唯物主义的认识论。荀子比较详细地讨论了知识来源与认识方法的问题，既肯定认识来源于感官经验，又肯定思维的能动作用，提出“虚壹而静”的认识方法，强调“解蔽”的必要。他的认识论是先秦唯物主义认识论的总结。
名实观
先秦哲学中，关于名称与现实、概念与实在之间关系的观点。它具有方法论的意义，对于认识论、*治、伦理与逻辑思想都产生了深远影响。孔子主张“正名”，认为“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他区别不同名的不同意义，强调名实相符。言行一致，要求名与言“无所苟”，在哲学史上产生了重要影响。墨子则主张“非以其名也，以其取也”，认为如果只会念诵事物的名称而对于实际事物不能正确选取，那是没有价值的。老子提出名的相对性问题，说“名可名，非常名”，“道常无名”，认为道作为最高本原是难以用名和言表达清楚的。庄子更发展了老子的观点，强调“大道不称”，但又说“名者，实之宾也”，认为实是产生名的根本。惠施的“历物之意”十个命题，主要论述事物的异同关系，强调异同的相对性，也与名实问题有关。公孙龙肯定名是实的称谓，又提出“指物”之说，论辩抽象概念与具体实物的关系，主张“白马非马”和“离坚白”。所谓“白马非马”是说“白马”的具体概念不同于“马”的一般概念。所谓“离坚白”是以既坚又白的石头为例，说明石之坚的概念与白的概念没有不可分割的联系。公孙龙论名实关系，有唯物主义倾向，但又宣称“物莫非指”，把实物归结为概念，又陷入了唯心主义。后期墨家将名划分为达名、类名、私名。达名即普遍概念、类名即分类概念、私名即个别事物的特称。这些不同层次的概念所反映的实，有不同的范围。荀子论名，最为详尽。他认为在社会大变动中，因“名守慢”而“奇辞起，名实乱”，强调正名的重要性。他提出“制名以指实”、“约定俗成”的原则，坚持实同则名同，实异则名异，并依据事物客观属性的联系与区别，将名分为“大共名”、“大别名”、“小别名”，认为共中有共，别中有别，推至不能再“共之”、“别之”为止，以此为“制名之枢要”。他分析了名实乱的三种情况，即以名乱名，以实乱名，以名乱实，称为“三惑”。这是对先秦名实争论的总结。
先秦名实观
涉及了概念、判断推理等许多领域，为中国逻辑学的建立打下了基础。
先秦哲学中提出的一系列重要哲学范畴，如：天人、气、精气、太极、阴阳、道器、动静、常变、有无、名实、心物，均成为秦汉以后哲学思想发展的基础。
3秦汉时期(?简介?天人关系?宇宙生成?形神关系?古今之变?人性学说)
简介
战国时期，各国相继确立了封建制。秦灭六国，建立了多民族的统一的封建中央集权制国家。秦王朝的虐*激起了陈胜、吴广领导的农民起义。借助这次起义，刘邦建立了汉朝。汉初统治者慑于秦亡的教训，抛弃“以法为教，以吏为师”，崇尚*老之学。战国时期出现了一些依托*帝的著作，其内容是对老子思想的发展与改造，并吸收了法家思想，形成*老之学。*老主张清静无为，有利于暂时缓和阶级矛盾与恢复经济，在汉初盛极一时。后来由于社会*治经济形势的变化，汉武帝采纳了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学逐渐成为统治思想。而科学的进步、王充等人的反正统派哲学思想的出现以及佛教的传入、道教的建立，使哲学思想呈现出复杂的新局面。汉代哲学思想主要是围绕天人关系、宇宙形成、形神关系、古今变迁等问题展开的。
天人关系
先秦的新兴地主阶级为了取得*权，用唯物论动摇了奴隶主贵族制造的天命*神观念，汉代的封建统治阶级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又创立了崇信天命*神的新形式天人关系又成为哲学思想的中心问题。董仲舒以儒学为宗，吸收阴阳五行学说，建立了以“天人感应”为核心的神学唯心主义思想体系，宣称天是百神之大君。认为人本于天；天人相类，人副天数，天人相互感应；“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天也会以灾异“谴告”人。董仲舒的理论，一方面“屈民而伸君”，维护君权的尊严；一方面又“屈君而伸天”，用天意限制君权的膨胀。这种天人感应思想为流行于两汉的谶纬（见谶纬之学）信仰提供了理论基础。以王充为代表的进步思想家对谶纬信仰进行了抨击。王充在《论衡》中举起“疾虚妄”的旗帜，系统分析批判了当时流行的各种迷信。他以“天道自然”的观点反驳“天地故生人”的神学目的论，指出天地生人生物都是自然而然的，天没有意志也没有情感。天道无为，“人不能以行感天，天亦不随行而应人”。
宇宙生成
汉代思想家提出宇宙生成的见解，《淮南子?天文训》说：“道始于虚，虚生宇宙，宇宙生气（《太平御览》引作元气）”，然后元气分成天地。对于虚的性质未加说明。《周易乾凿度》说：“有太易、有太初，有太始，有太素也。太易者未见气也，太初者气之始也，太始者形之始也，太素者质之始也。”对太易的性质也未加说明。这些学说都认为在气之前有一个空虚的阶段。
《冠子》书中有“天地成于元气”之说。《冠子》此节是战国末年所写还是出于汉人手笔，难以考定。“元气”观念至晚出现于汉代初年，董仲舒的《春秋繁露?王道》也提到“元气和顺”，把元气看成是天地之间气的整体。《汉书?律历志》记述西汉末年的理论说：“太极元气，函三为一。”以元气为世界的最高本原，这是唯物主义的宇宙生成论。王充认为人与万物都是天地生成的，天地是无意识的物质性实体，天地万物“俱禀元气”，元气是天地万物的根本。汉末经学家何休说：“元者气也，无形以起，有形以分。”汉代宇宙生成论大都把“元气”作为重要范畴，或说起源于虚空，但以元气为天地生成的前提；或直接归本于元气。这一理论，前期和阴阳五行学说结合比较紧密。西汉后期京房易学出现，用象数推演世界生成，形成了更为复杂的宇宙生成理论。
形神关系
关于人的肉体与灵*、生理与心理的关系问题的讨论，源于先秦。《管子》书中有精气学说，认为人的精神作用来源于天的精气，说“天出其精，地出其形”。这是一种类唯物主义的观点，但含有形神二元论的倾向。荀子提出“形具而神生”的命题，明确肯定形是神的基础，比《管子》更进了一步。汉代思想家进一步讨论了形神关系。桓谭提出烛火之喻，说“精神居形体，犹火之然（燃）烛矣”；“烛无，火亦不能独行于虚空”。认为形神关系犹如烛与火的关系，火不能离烛而独存，神也不能离形而不灭。王充发展了桓谭的观点，以比较充足的理由证明“人死不为*”，主要论据是：“人之所以生者精气也”，“能为精气者血脉也，人死血脉竭，竭而精气灭”。
先秦、两汉都对形神关系有所论述，魏晋南北朝时，随着宗教观念与无神论思想的冲突，这个问题的争论又有发展。佛教宣扬“因果报应”，主张神不灭，认为人的精神不随形体的消灭而消灭。晋代僧人慧远说：神“感物而非物，故物化而不灭。”道教与佛教不同，主张炼形养神，修行成仙，长生不死。葛洪提出：“有因无而生焉，形须神而立焉。”寇谦之、陶弘景亦持类似观点，都致力于炼丹与医药，以求形神俱得超化，达到形不朽而神不灭的境界。南北朝时代唯物主义思想家着重对佛教的因果报应与神不灭论展开了批判，主要代表是范缜。范缜著《神灭论》，提出形质神用说，从根本上否定了神不灭。他说：“形者神之质，神者形之用，是则形称其质，神言其用，形之与神不得相异。”质是实体，用是作用，他认为作用是不可能脱离实体而独立存在的。范缜以“质用”关系说明形神，比较彻底地解决了形神问题。范缜的神灭论遭到了梁武帝萧衍组织的围攻，但是他坚持不屈，表现了战斗的唯物主义者和无神论者的坚定立场。
古今之变
汉代思想家从陆贾、贾谊开始，大都重视总结历史经验。司马迁提出“通古今之变”，把它作为哲学思想应解决的重要问题。汉代学者对此作了不同的探索与回答。董仲舒认为历史本质上是不变化的，虽然形式上按“黑、白、赤”三统循环变迁，周而复始，但“王者有改制之名，无易道之实”。实际上他把王朝的更替归结为“天意”，说“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淮南子》则认为社会历史总是因时而变、制宜而适的，“先王之制，不宜则废之”，“苟利于民，不必法古；苟周于事，不必循旧”，坚持了进化历史观，司马迁力图从人事的得失成败兴亡中说明历史变迁的原因，否认“天道有知”，能主宰历史的变迁。但他也没有完全摆脱历史循环论的影响。扬雄认为历史有因有革，“可则因，否则革”，肯定继承和变革都是必要的。王充反对复古主义，提出今胜于古、汉高于周的观点，认为历史的发展有必然性，“昌衰兴废皆天时也”。他试图探索国家兴衰治乱的经济根源，指出：“让生于有余，争起于不足。谷足食多，礼义之心生；礼丰义重，平安之基立矣。”但是王充对于“时数”的理解包含有宿命论的因素。东汉末，仲长统否认君权神授，认为任何王朝都有其由盛至衰、至灭的过程，把这视为历史演变的“大数”。他对挽救当时的危机持悲观态度，把希望寄托于大乱过后的“来世圣人”。汉代进步思想家，大多承认历史是变的、进化的，并对影响历史发展的经济因素和百姓的作用有所探索。
人性学说
探讨人的本性，是伦理学说的理论基础。它始于先秦。孔子讲“性相近也，习相远也”，孟子强调性善，告子称“性无善无不善也”，荀子讲“性恶”。关于人性的争论在汉代有所展开。董仲舒提出“性三品”说，认为“性者，天质之朴也”，“其生之自然之资，谓之性。性者,质也”，把人性看成人的自然资质。但他认为与性相联系的还有情，人有性情如同天有阴阳一样，性倾向于善而情倾向于恶，性与情的对立是“受命于天”。他主张养性以制情，用“教化”来“成性”，以“法度”来“防欲（情）”，辨“义利”以“养其心”。他把人性分为三等：性胜情而必为善的为“圣人之性”；情胜性而必为恶的为“斗筲之性”；性与情不相胜而可以善与不善的为“中民之性”。他的养性制情主张，主要是对“中民之性”说的。扬雄认为“人之性也善恶混，修其善则为善人，修其恶则为恶人”，强调后天的修养，主张按照仁义礼智信的封建道德标准来修养善性。王充认为：人性禀受于元气，“禀气有厚薄，故性有善恶也”。至善至恶的人性一般是不可改变的，“中人之性，在所习焉。习善而为善，习恶而为恶也”。教育与环境对中人的个性形成与改造有积极作用。
4魏晋南北朝(?简介?有无?名教与自然?言意)
简介
东汉末年，*巾起义失败，经过长期混战，出现地方豪强割据，形成魏、蜀、吴三国鼎立的局面。司马氏取魏。先后灭蜀，灭吴，建立了西晋王朝。全国统一不久，又出现了南北朝分裂混战的状况，从东汉末到隋统一，大约经历了长达年的社会动荡。受社会环境的影响，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哲学思想十分复杂也极为活跃。东汉末年，以儒家思想为正统的哲学变得越来越烦琐和荒诞，已是穷途末路，需要有一种新的哲学思想为封建社会的合理性作论证，以抽象性为特征的玄学（见魏晋玄学）思潮应运而生。这是一种富于思辨性的哲学，它较深入地探讨了宇宙本原问题，提出了一系列新的哲学范畴、概念和命题，如有无、体用、本末、名教与自然之辩、言意之辩等等，丰富和发展了中国哲学。与此同时，印度佛教在中国逐渐流传，中国道教也建立了自己的宗教神学的理论体系。
有无
玄学创始于何晏、王弼。何晏、王弼祖述老子，强调有生于无，认为“有之为有，恃无以生”；“有之所始，以无为本”。所谓“有”指有形的物质存在，所谓“无”指没有任何具体规定性的绝对。无为本，有为末，一切具体的相对的事物都依靠抽象的超越一切相对的绝对。区别相对与绝对、具体与一般，有一定的理论意义，但是忽略了绝对和相对、具体和一般的联系，并把无看作是超越一切的绝对或独立自在的一般，这个绝对、一般就只能是思维的虚构。何晏、王弼的思想本质上是一种客观唯心主义。
西晋时期，裴著《崇有论》，反对“贵无”思想。他否认无能生有，认为原始的有是自生的；自生之物，以有为体。裴指出，如贵无贱有，必至于“遗制”、“忘礼”，社会秩序就无法维持。他肯定作为物质存在的“有”是根本的，这是一种朴素的唯物主义观点。
郭象凭借向秀的《庄子注》“述而广之”，写成自己的《庄子注》，提出关于有无问题的新观点。与裴相似，郭象也否认“有生于无”，认为“造物者无主而物各自造”。但裴肯定“始生者自生”，郭象则把“物各自生”说为“独化”，认为一切都“独化于玄冥之境”。他否定了造物主，表现了唯物主义倾向；但他说“有”莫不“独化”于神秘的“玄冥之境”，又具有唯心主义倾向。
名教与自然
魏晋玄学从有无问题的争论引申出所谓“名教与自然”之辩。玄学家们企图通过这一论辩，把儒家的名教观念和道家的自然观念调和起来，为名教存在的合理性寻找新的理论根据。
王弼把名教与自然的关系纳入他的“以无为本”的哲学体系，认为“自然”和“无”、“名教”与“有”具有相同的意义，人的自然本性是本，名教是末，二者并不矛盾。名教是自然的必然反映，应当顺其自然。
嵇康、阮籍强调名教与自然的对立，认为名教不符合人的自然本性，是束缚人性的绳索。主张“越名教而任自然”，对封建的纲常名教有所否定。
向秀认为“以儒道为一”，努力调和自然和名教的矛盾。郭象则进一步抹煞自然与名教的区别，认为名教即自然，自然即名教，二者本是一回事。他认为事物存在的状态都是自然的、合理的，社会上的君臣上下、等级贵贱、仁义礼法，都是“天理自然”，遵守名教也就是顺随自然。郭象有圣人“游外冥内”之说，认为“游外”是崇名教，“冥内”是任自然，二者“外内相冥”，则名教与自然合为一体。
言意
魏晋时期有所谓言意之辩，探索物象、语言、思维的关系以及语言能否表达真理的问题，具有认识论与方法论的意义。《易传》曾说：“书不尽言，言不尽意”，圣人“立象”以尽意。这本来指易卦的象、辞、义理而言。王弼加以引申，提出：“言者所以明象，得象而忘言；象者所以存意，得意而忘象。”王弼“忘言”、“忘象”之说，强调把握义理的精神实质，而不拘泥于言辞，对提高理论思维水平有积极意义。但他把“言”、“象”仅仅作为得“意”的手段，没有充分注意“言”、“象”对深化认识的作用。西晋时欧阳建著《言尽意论》，认为“名”是用来指“物”的，“言”是用来明“理”的，“理得于心，非言不畅；物定于彼，非名不辨”。名与物、言与理的关系如同响与声、影与形的关系一样，是彼此一致的，所以言能尽意。这是用唯物主义认识论的观点对忘言忘象说的反驳，但对于“言”、“象”在尽意方面的局限性则认识不足。
5隋唐时期(?简介?唯识宗?天台宗?华严宗?禅宗?道统与法统?天人关系)
简介
隋唐时期，适应全国*治大统一和封建专制统治的需要，统治阶级虽以儒学为正统，但又大力提倡佛道二教，尤尊佛教，使以心性问题为核心的佛教哲学广为流传，其理论思维水平达到中国佛教思想史的高峰。与此同时，儒家学者展开了反对二教的斗争，斥佛教为夷狄之教，从维护民族传统意识出发，提出道统说，同佛教的“法统”相抗衡，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迫使佛教中国化。三者对立，互相批判而又互相吸取，使哲学上争论的内容更加广泛。这一时期的哲学突出探讨了如下问题：
心性、理事 隋唐时代，国家统一，寺院经济高度发达，佛教进入鼎盛阶段，佛教理论的发展出现了不同的教派。一些富有哲学思想的宗派，着重通过阐发心性问题，否定客观世界的真实性，劝导人们加强主观修持，以达到成佛境界。佛教各派理论纷纭繁杂，归结起来约可分为：介绍印度佛学的唯识宗，中国化的天台宗、华严宗和禅宗。
唯识宗
由玄奘及其门人窥基创立，着重介绍并宣传印度佛教的唯识学说。特点是强调境不离识，认为感觉或意识的对象不能脱离感觉或意识而独立存在；强调凡夫只有转识成智，才能成佛。这是典型的主观唯心主义宗教哲学。
天台宗
都认为，人心为万物的本原。人心即“真心”，其自性“本觉”，始终不坏，只为凡夫的妄念所蔽障。如果熄灭妄念，使觉性自然复原显现，就能成佛。天台宗继承并融通了印度大乘佛教的思想，认为事物现象都由因缘和合而生，是空无，是假名，了解空假即是中道。它重视心的作用，认为千差万别、包罗万有的三千世界都存在于意念活动的瞬间，名为“一念三千”；还认为心可以从空、假、中三个方面来看待事物现象，称‘一心三观’。空、假、中三层道理相即相通，互不妨碍，谓之“三谛圆融”。实际上坚持事物现象为心所现的唯心主义。
华严宗
华严宗以“法性”为现象的本原，认为它不依条件的改变而变化，并且认为现象的本性和现象的外相圆融无碍，同为真心所现。由此又提出“理”、“事”两个基本哲学范畴。事指万事万物，理指统摄一切事物的本体。因为理是事的本体，事是理的显现，两者是统一的和互不妨碍的，所以谓之“理事无碍”。千差万别的事物都是同一本体的体现，所以事与事也互相交融，谓之“事事无碍”。华严宗虽然也有一些辩证法，但最终陷入唯心主义的诡辩。
禅宗
禅宗的创始人慧能以心净自悟为立论的哲学基础，说：“人性本净，为妄念故，盖覆真如，离妄念，本性净”,“若识本心，即是解脱”。这就是见性成佛的顿悟说。慧能提倡成佛的简易法门，使佛教禅宗在唐代后期广泛流行起来。佛教的学说对于宋明时代的唯心主义哲学有重要影响。
道统与法统
唐代始终存在儒佛之争。佛教为了维护自己的神学体系，曾编造了一个由历代祖师一脉相承的传授体系，称为“法统”。唐代中期，韩愈为了对抗佛教，著《原道》，提出了儒家道统说，谓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孟依次相传，孟子之后，道统中断，结果使佛老学说统治了人们的头脑。韩愈以继承孟子自居，认为自己的历史使命就是恢复和发扬儒家的“道统”。所谓“道”，即仁义道德，他在《原道》中说：“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韩愈认为，只有儒家“道统”才是正统，是封建社会唯一合法的思想。他批判佛老的“清净寂灭”之道，反对佛老“子焉而不父其父，臣焉而不君其君”，主要锋芒指向佛教，把“先王之教”同“夷狄之教”对立起来，以激发民族的意识与感情。他不能容忍“举夷狄之法，而加之先王之教之上”。韩愈在佛老盛行的时期举起复兴儒学的旗帜，对于以后思想的发展有重要影响。
天人关系
柳宗元、刘禹锡重新提出天人关系问题，对天人感应论展开了批判。柳宗元明确提出，天无意识，不能“赏功而罚祸”。谈到天地起源问题时，他认为，“上下未形”之时，“惟元气存”。刘禹锡提出“天与人交相胜”的学说，认为强者制服弱者是自然规律；建立礼义法制，赏善罚恶，是社会准则。刘禹锡初步论述了自然规律与社会准则的区别。他的结论是“天与人不相预”，天不能“预乎治乱”；人不能“预乎寒暑”，反驳了天人感应的迷信，柳宗元、刘禹锡关于天人关系的见解是唯物主义的，他们运用朴素的辩证法，较前有所深入，但没能从唯物主义观点对佛教唯心主义进行分析批判。
6宋元明清时期(?简介?理气道器问题?心性心物?闻见知行?两一变化?古今理势)
简介
唐末社会矛盾激化，爆发了*巢领导的农民起义，扫荡了门阀世族的势力。经过五代十国的分裂局面，赵匡胤建立了宋朝。北方的契丹族与女真族相继建立了辽、金*权，与宋对峙。蒙古族兴起，兼并金、宋，建立了统一的元*权。朱元璋利用农民起义，建立了明王朝，恢复了汉族统治。李自成领导农民起义，灭亡了明朝。满族乘机入关，建立了清*权。宋元明清时代是汉族与少数民族经过斗争而达到融合的时期，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交互错综，官僚地主掌握着*权，加强了君主专制统治。明代中后期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阶级斗争更趋复杂化。宋元明清时代，科学和艺术都有高度发展，哲学思想也达到了新的高峰。
宋元明清哲学是以理学为特征的。理学思潮兴起于北宋中期，南宋时有了进一步发展，元、明、清时期成为占统治地位的哲学，清代中叶逐渐衰落。理学以儒家孔孟学说和《周易》的哲学为基础，吸取道家和佛教的思想资料，建立了比较完整的理论体系。理学普遍讨论“形而上”同“形而下”的相互关系一类理论问题，同时又很重视现实社会和人生问题，它在总结以往哲学，特别是玄学和佛学理论的基础上，以独特的方式更加深入广泛地讨论了各种哲学问题，从而开创了一个新的哲学发展时期。
理气道器问题
以中国特有的形式表述了哲学的基本问题。“气”、“器”指物质存在，“理”、“道”指客观规律，气、器是理、道的物质基础，理、道是气、器的运动规律。程朱学派颠倒了物质与运动规律之间的关系，同颠倒思维与存在的关系一样，属于客观唯心主义思维路线。罗钦顺、王廷相，特别是王夫之等，不承认有脱离物质存在的规律，坚持了唯物主义的思维路线。
理与气，是宋代哲学探讨世界本原的一对范畴。张载以“气”为最高范畴建立哲学体系。王安石以“元气”为体，以“冲气”为用。程颢、程颐以“理”为最高范畴建立哲学体系。朱熹兼采张、程，以理为第一本原、气为第二本原，形成一个庞大的哲学体系。明代罗钦顺、王廷相对程朱理学有所批判，强调“理在气中”。明清之际的王夫之以及后来的戴震都肯定气是第一性的，理不能脱离气而独立存在。
理气范畴导源于宋初易学的发展。周敦颐在其《太极图说》中提出了天地万物生成演化的图式，对后世发生了重大影响。他以无极为世界的最高本原，认为“无极而太极”（另一版本作“自无极而为太极”），太极动而生阳，静而生阴，阴阳相互作用而生五行，阴阳五行生成万物，人是万物中最灵者。无极指无形无象，太极指最高最大。无极与太极的关系，因原文语意不明，后人有不同的解释。周敦颐以阴阳为“二气”，以五行为“五气”，太极是不是气，他没有说明。朱熹作《太极图说解》，把太极解释为“理”。而周氏在所著《通书》中谈到理时，未说理即太极。但朱熹的解释却产生了深远影响。邵雍也从易学入手，建立其哲学体系。提出“道为天地之本，天地为万物之本”。又说“道为太极”、“心为太极”，把心与道统一起来。他的观点对程朱都有一定影响。
张载以“气”的变化说明世界的万事万象。他在《正蒙》中批判了道家“有生于无”的客观唯心主义和佛教否认客观世界的主观唯心主义，提出“太虚即气”的观点，肯定“凡有，皆象也，凡象，皆气也”，把气看成是物质性的客观存在，认为气具有“浮沉升降动静相感之性”，即运动变化的功能；气的聚散变化过程谓之道；还认为气的变化有一定法则，称之为“理”。理是“物之理”，“理不在人皆在物”。张载哲学具有鲜明的唯物主义性质。
程颢、程颐继承并改造了先秦哲学中“理”的范畴，认为天地万物统一之“理”是宇宙的本原。二程所说的理具有自然规律和道德准则的双重涵义，认为二者是同一的。程颢提出“天者理也”的命题，指出“道”与“器”的区别，承认二者的统一关系。程颐严格区分“形而上”与“形而下”，认为“气”是“形而下”的，不是世界的最高本原；“理”或“道”是“形而上”的，是天地万物的最后根据。朱熹更明确地说：“理也者，形而上之道也，生物之本也；气也者，形而下之器也，生物之具也。”他认为从形而上下的关系来说，应说“理是本”。朱熹又宣扬“理在事先”、“理在物先”，肯定理对于客观事物的第一性。程朱的理气论属于客观唯心主义。
罗钦顺对程朱理学提出了批评，肯定理在气中，指出：“盖通天地，亘古今，无非一气而已”；认为气有动静、往来、阖辟、升降的变化，形成万物万事，气的运动变化有一定秩序，这就是理。理不是气外的另一个实体。与罗钦顺同时的王廷相肯定气是唯一的实体，认为“天内外皆气，地中亦气，物虚实皆气，通极上下，造化之实体也”。他提出“理载于气”的命题，反对“理可离气而论”的观点。程朱强调“万物一理”，而王廷相认为“天地之间，一气生生，而常而变、万有不齐，故气一则理一，气万则理万”，肯定不同事物有不同的理。王廷相推崇张载之学，他的理气学说是张载哲学的进一步发展。王夫之把张载学说发展到了更高水平。他提出，“气者理之依也”，“气外更无虚托孤立之理也”，认为理依凭于气，不能脱离气而存在。王夫之还提出“天下惟器”的命题，说“天下惟器而已矣，道者器之道，器者不可谓之‘道之器’也”。他明确地把道归结为具体事物的规律，从属于客观事物。
清代颜元、戴震是反理学的思想家。颜元说“理气俱是天道”，认为理与气是道的不能分离的两个方面。戴震肯定张载以气化为道的观点，认为气的变化有一定的规律，这就是理，就是道。他强调理是事物之间的区别，说“理者察之而几微，必区以别之名也”，“是故明理者明其区分也”，不承认超越一切事物的形而上的理。
心性心物
宋明理学继承孟子的观点，又受佛教思想的影响，注重研究心性以及心物关系的问题。张载首先提出关于心性的学说，认为天地万物有统一的本性，此性就是变易，说“性与天道云者，易而已矣”。人禀受这统一的性，叫作“天地之性”；人由于身体结构而形成的性，叫作“气质之性”。张载认为人有性又有心，心的特点就是知觉，知觉是“内外之合”，即主体与客体的结合，是外物引起的，说“人本无心”，“因物为心”。张载又提出“心统性情”的命题，认为心包括性与情；从一方面说，心包括性，从另一方面说，性又是心的来源。
程颢也区别“天命之性”与“气禀之性”，以为“天命之性”就是理。程颐提出“性即理也”的命题，认为性的内容是仁义礼智。他认为“性之有形者谓之心”，心是性的具体化；心有体、用两个方面。朱熹继承张、程的学说，也把性分为“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张载所谓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的区别是气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的不同，朱熹所谓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的区别则是理与气的不同。朱熹详细论述了心与性的关系，认为心之“体”是性，心之“用”是情；有理有气然后有心；心是人的知觉，“有知觉谓之心”；心的存在有待于气，“理与气合，便能知觉”。他否认心即理，认为心与性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但心中有性，性才是理，所以说心中含具万理，“理具于心”。
陆九渊提出“心即理”的命题，认为心性非二，心即是性，性即是理，所以心亦是理。他进一步推论说：宇宙只是一理，而此理即在吾心之中，所以说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他还认为，仁义礼智之心即是本心，主张“发明本心”。以其主观唯心主义与朱熹的客观唯心主义相抗衡。明代王守仁继承陆氏学说，更强调“心外无物，心外无理”，否认客观世界与客观规律，宣扬主观唯心主义的“心学”。
明清之际主张“理在气中”的思想家，反对程、朱所讲“天命之性”与“气质之性”的区别，认为性即是气质之性。王夫之说：“气质之性者，犹言气质中之性也。”颜元强调“非气质无以为性，非气质无以见性”。戴震还提出关于性的新定义，说“性者，血气心知本乎阴阳五行，人物莫不区别焉是也”，认为性的内容就是血气心知。他既不承认程、朱所谓“性即理”，也不承认陆、王所谓“心即理”，而认为理是外在的、客观的，存在于事物之中，不存在于心中；但心具有认识作用，能辨识客观事物中的理。他说“理义在事情之条分缕析，接于我之心知，能辨之而悦之”。这是关于心的新观点，是对心性学说的唯物主义总结。
闻见知行
中国传统哲学中所谓“知”，即是指认识，包括对一般事物的认识和对道德的认识。所谓“行”是指行为，包括日常生活中的一般行为和道德行为。张载论知，分别了见闻之知与德性所知。认为见闻之知是“耳目内外之合”，是关于事物的认识；“德性所知”是“合内外于耳目之外”，是关于天道的认识。他没有直接谈到知行问题，而是强调认识与道德的联系；强调“德性所知”来自道德修养，否定德性所知与见闻之知的联系，陷入神秘的直觉主义。程颐也区别“闻见之知”与“德性之知”，他所说的“德性之知”主要是对“理”的认识，同张载所谓“德性所知”有一定区别。程颐论求知方法，强调格物，说“今人欲致知，须要格物。物不必谓事物然后谓之物也，自一身之中，至万物之理，但理会得多，相次自然豁然有觉处”。认为只要研究了自己身心和天地万物之理，就能觉悟最高本原之理了。程颐着重讨论了知行关系，认为行“须以知为本。知之深则行之必至”，主张知先行后。朱熹继程颐后,也认为致知方法在于“即物而穷其理”，“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然后“一旦豁然贯通”，就达到最高认识了。朱熹注意了知行的关系，认为知在行先。他说：“论先后，知为先；论轻重，行为重”。陆九渊认为朱熹“即物穷理”的方法过于烦琐，主张直接求理于心。他认为“人皆有是心，心皆具是理”，能反省内求，此“理”自然明白起来。陆九渊也主张知先行后说。王守仁提出“知行合一”说，强调知行不是二事，认为“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工夫”。又说：“知之真切笃实处即是行；行之明觉精察处即是知。”实际上是抹煞知与行的界限，以知为行。王夫之批评王守仁的知行合一论，认为“其所谓知者非知，而行者非行也”，是“销行以为知”。他指出：知行“相资以互用”，既相互区别又相互依赖。二者之中，行是基础，“知也者固以行为功者也，行也者不以知为功者也；行焉可以得知之效也，知焉未可以得行之效也”。他肯定行先知后。这是宋元明清时代对于知行问题的唯物主义总结。
两一变化
先秦哲学中的辩证法思想，在宋元明清时代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张载提出“一物两体”说，认为气是对立的统一体。由于对立，所以产生变化；由于统一，所以变化神妙不测。他还认为，由对立统一引起的变化有两种形式，一是显著的，称之为变；一是细微的，称之为化。变与化相互转化，构成事物的发展过程。程颢强调“天地万物之理，无独必有对”。又说：“必有对待，生生之本也。”肯定对立是变化的根源。程颐强调“物极必返，其理须如此。有生便有死，有始便有终”。认为事物的发展，达到一定限度，必然转向反面。朱熹更提出“一中有对”之说，认为东西、上下、寒暑、昼夜、生死，“皆是相反而相对”。“一便对二，形而上便对形而下。然就一言之，一中又自有对。且如眼前一物，便有背有面，有上有下，有内有外，二又各自为对。”他所说的一中之对即是内在矛盾。朱熹所举事例主要是静止状态的对立，但也承认对立是变化的根源，他说：“凡天下之事，一不能化，惟两而后能化。”这是对于张载学说的发挥。王夫之以“大辨”与“至密”说明一切对立面的相互关系，认为对立面一定是有根本区别的，可谓“大辨”；二者又是密切联系的，可谓“至密”。他又指出，“两端”的统一是两者相互渗透相互转化的关系，并非另有一个统一体把两者结合起来，“非合两而以一为之纽也”。这是一个非常深刻的观点。
古今理势
朱熹和陈亮就三代与汉唐的历史评价问题展开论辨。朱熹推崇夏商周三代，卑视汉唐，他认为秦汉以后，“千五百年之间，尧舜三王周公孔子所传之道，未尝一日得于天地之间”。陈亮则认为“汉唐之君，本领非不宏大开阔，故能以其国与天地并立”。朱熹尊古卑今，宣扬历史退化观点，是错误的，但在其中含有批评现实*治的意义。程朱认为三代先王之道有永恒的价值。明代王廷相提出“道有变化”的新观点。他指出，道是气中之道，“气有变化，是道有变化”。他举例说：“揖让之后为放伐，放伐之后为篡夺，井田坏而阡陌成，封建罢而郡县设，行于前者不能行于后，宜于众古者不能宜于今。”认为道是因时而变的，肯定了古今制度变化的必然性。王夫之也肯定道是随时代而改变的，说“洪荒无揖让之道，唐虞无吊伐之道，汉唐无今日之道，则今日无他年之道者多矣”。他认为，历史的发展过程有其必然的趋势和内在的规律。他提出理与势统一的观点，认为“势之顺者即理之当然者已”，“只在势之必然处见理”。肯定了历史规律即在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之中。这是中国古代历史观中最深刻的思想。
宋元明清时期最主要的哲学范畴是气、理、心。张载、王安石、罗钦顺、王廷相、王夫之、戴震以气为最高范畴：程颢、程颐、朱熹及其弟子以理为最高范畴；陆九渊、王守仁及其弟子以心为最高范畴。以气为世界本原的是唯物主义，以理为世界本原的是客观唯心主义，以心为世界本原的是主观唯心主义。此外还有注重功利的学派，主要代表是陈亮、叶、颜元、戴震等，他们强调“事功”，“实用”，是反理学的思想家。他们的基本观点是唯物主义的，但相对而言，缺乏完整的理论体系。
7中国近代哲学(?简介?自然观)
简介
中国近代哲学，包括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哲学和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哲学。从年的鸦片战争到年的甲午中日战争期间，是中国近代哲学的酝酿准备时期，主要以龚自珍、魏源、洪秀全、郑观应等人的哲学思想为代表。在戊戌维新时期，资产阶级改良派康有为、谭嗣同、严复等人都比较系统地提出了自己的哲学思想，标志着中国近代资产阶级哲学开始形成。后来，资产阶级革命派孙中山、章太炎等人适应民主革命的需要，把资产阶级哲学推进了一步。孙中山的以进化论为特征的哲学思想，达到了较高水平。新文化运动中涌现出来的一批激进民主主义者如李大钊、陈独秀等人，在俄国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的启发下，先后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从此，中国近代哲学史的发展进到了一个崭新的阶段。“五四”运动以后，马克思主义哲学，即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在中国逐渐传播、发展起来，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形成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即毛泽东哲学思想。它的产生是中国历史上的哲学革命，为正确解决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奠定了理论基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同时，西方现代资产阶级哲学，如J.杜威等人的实用主义、E.马赫的实证主义、B.A.W.罗素等人的新实在论，H.柏格森的生命哲学、A.叔本华的唯意志论、F.W.尼采的超人哲学等等，也陆续传入中国。一些人构造了“唯生论”、“力行哲学”；20世纪30～40年代，一些学者把中国传统的唯心主义与西方现代资产阶级哲学结合起来，提出了所谓“新理学”、“新唯识论”等哲学体系。有的则运用现代的方法在逻辑学、认识论等领域进行新的探索。哲学领域呈现出错综复杂的局面，发生了多次论战。其中最著名的有“问题与主义”的论战、“科学与人生观”的论战、“社会主义”的论战等。马克思主义者内部也开展了反对教条主义、主观主义的斗争。
自然观
从龚自珍到郑观应，其自然观基本上属于中国传统哲学的范围，他们用以说明宇宙的，仍然是“天地”、“太极”、“虚无”、“道”、“气”等概念。从康有为开始，注意吸取西方近代自然科学知识来构造自己的宇宙观康有为用“热重之力”“光电”、“原质变化”来说明中国古代哲学的“气”。谭嗣同则用“以太”（见以太说）代替气的本原地位。严复认为宇宙万物都是由于“质、力相推”演化而成的。章太炎早年也重视西方的自然科学，后来接受了佛学影响，认为“此天然界本非自有，待见识要求而有”。孙中山比较自觉地把自己的自然观建立在自然科学的基础上，他在《孙文学说》里指出：“元始之初，太极（此用以译西名‘以太’也）动而生电子，电子凝而成元素，元素合而成物质，物质聚而成地球。”这是一种唯物主义的自然观。有些著作把它称为进化的唯物论或唯物的进化论。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思想家往往直接用自然科学知识去说明自己的自然观，没有作出哲学的概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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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国哲学
古希腊哲学家毕达哥拉斯首先使用“哲学”一词，它源于古希腊文，由“爱”和“智慧”两个单词组成。后来，哲学一词在世界各国得到广泛的认同和使用。“哲学”是研究人类的思想和对社会、万物、宇宙的认知的学科注重启迪智慧，引起人思维上的升华。
中国哲学分为古代哲学和现代哲学。古代哲学主要指“春秋百家争鸣”“汉唐儒道三玄”“宋代儒学的发展”“近代中西融合”四个阶段。现代哲学主要指“对中国古代哲学的研究”和“对西方哲学的研究”。中国古代哲学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其独特的思想价值观远远走在历史的前沿。[1]
中文名：中国哲学，外文名：ChinesePhilosophy，代表人物：老子、孔子、孟子、庄子等，代表著作：《论语》《孟子》《道德经》等。
1哲学含义
“哲学”一词源于古希腊文，由“爱”和“智慧”两个单词组成。由古希腊哲学家毕达哥拉斯首先使用。后来，哲学一词在世界各国得到广泛的认同和使用。
汉语里的“哲学”一词出自日本学者西周在《百一新论》中的对“philosophy”的翻译，直到年中国人才在《新民丛报》的一篇文章里将“哲学”一词以回溯的方式应用于中国思想。年代起，中国的学术研究受前苏联影响，对思想史的研究，都套用“哲学”一词。
“哲学”是研究人类的思想和对社会、万物、宇宙的认知的学科注重启迪智慧，引起人思维上的升华。
西方注重实践，因此产生了近代物理学，并一直走在世界的前列。中国注重思想，因此产生了独具特色的中国哲学。当然也有人说中国没有哲学，有的只是中国思想。
2古代哲学(?百家争鸣阶段?儒道三玄阶段?儒学发展阶段?中西融合阶段)
古代中国主要有儒家、道家、法家、墨家等为主要的哲学流派，其中尤其以儒、道、墨三家影响深远。近代引入并发展了西方哲学，也造成了很大影响，其中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大陆被中共定为官方意识形态；以新儒家为代表的学者，则力图让中国传统哲学得以创新和发展。
中国人的宇宙观方面以易经与老庄为代表﹐伦理社会观是以孔孟之说为代表的儒道相辅相成。
中国哲学分为古代哲学和现代哲学。古代哲学主要指“春秋百家争鸣”“汉唐儒道三玄”“宋代儒学的发展”“近代中西融合”四个阶段。现代哲学主要指“对中国古代哲学的研究”和“对西方哲学的研究”。
儒家学派创始人——孔子
百家争鸣阶段
儒家思想是以“孔孟之道”为源头，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源远流长，对中国人的普遍伦理道德，对中国文化的价值和价值优先观念都有着深刻的影响。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一种集体潜意识。儒家的价值观影响古代中国大多数公开场合是以儒家的价值观作为优先的标准。因此可以说儒家的价值取向在总体上代表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价值优先观。
儒家注重自身修养并讲求伦理道德，其中心思想乃“仁义”，也就是人与人之间应注重和谐的关系。人际关系以五伦为依归，有一定的规范。对待长辈要尊敬尊重对待；朋友之间要言而有信；为官者要清廉爱民；做人有自知之明，尽份内事，“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统治者要仁*爱民；对于其他人博爱。对待上司要忠诚；对待父母亲属要孝顺；人要有抱负而有毅力。重视追求知识，善于吸取别人的长处推己及人的思想。关于生活工作的人生，小孩子的时候，就倾爱父母；年轻的时候有了女友（恋人），就倾爱恋人；婚后有了妻儿（配偶爱人和儿女），就倾爱爱人和儿女；当官员、公务员（广义地说是职员），就倾爱君主（及或上司）。
儒家*治思想是“仁*”、“王道”以及“礼制”，其理想是“大同”、“大一统”，其*治学主要阐述君臣关系、官民关系。孔子“君事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孟子“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荀子“从道不从君，从义不从父，人之大行也”，是儒家*治学的代表性主张。在现实*治的问题上，儒家要求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双方都要承担义务，从理论上说，被统治者有权利反抗不正常承担义务的统治者。“仁*易行”则提倡分清“不能”与“不为”之间的区别，即“不去做”与“做不到”之间的差异。而其“无恒产，因无恒心”也体现了民本思想。儒家的教育目的，在于以发扬人性、完成人格为起点，直至达到建立仁治之国和大同世界的理想。因此，儒家的理想，是成为通才，或者多才多艺而不仅仅是一才一艺，或者在一才一艺基础上能触类旁通，也即专才和通才的结合。大同社会是儒家思想大道之行的描述，也就是说，儒家思想的经济学，是为了人类理想社会而服务。儒家重义轻利，以义为本，以义导利。尊重利用自然市场经济规律，反对违背破坏市场规律，同时反对操纵市场，但认可“待价而沽”。儒家重理，又提出格物致知。儒家重视科技及在物质上的实用，提出了“用力少，见功多”的原则，并发展出了实学，但同时注重全面的人格发展，反对把人变成物质的工具。儒家形而上学在以后的理学、心学中进行了展开。儒家相当重视编修历史的悠久传统。
道家思想是中国重要也是具有影响力的哲学思想之一。道家，是道德家的简称。道家起源有一说是有出于史官。道家还有隐士一类的达观厌世者，他们驱使人们以“达观”来解决人生问题。道家的理论奠定于《老子》（又名《道德经》），与《庄子》（又名《南华经》）为主要思想典籍。
道家崇尚自然相处之道，以天为道并顺天而行事，就可消灾解祸。认人类社会中的难题之所以无法解决，皆是因为干预行为过多，故提倡行为上要以无所作为就可以达到无为养息。道家也向往著反璞归真的朴实社会，认为人类对事物不妄加任何人为的作用，回归原来朴素、无知、无虑的境界，人类的纷争和烦恼即可真正的解脱。老子在总体上倾向治国方面，在人生观上，老子主张“清虚自守，卑弱自持。”*治上提出“无为而治”，以无为而无不为。道家由人生观和社会观扩展至宇宙论，提出“道”、“气”、“自然”等哲学概念。道家之一切理论无不是围绕道而展开的。道既是生物之源，亦是生成万物之根本，亦是天地万物之本性，亦是人安身立命之根据，亦为治国安邦之根本方略。道家强调“游心”，并推崇自由，道家强调“虚心”，并推崇自然。主张要联系性、心、情三者又有所区别。性是指人之先天之本性，突出者为人之先天性之因素；心是指人之内在精神，突出者为人之为人之主体性因素；情是指人之主观情感，突出者为我之为我之情绪感受。有性、有心、有情，故而之为人。道家所追求的人生，即是自然、自在而自由的人生。道家对人之命运，持一种自然的无可奈何的态度。以这样一种态度来对待一切，来保守心灵之宁静、淡泊与自由。道家对于生死，持一种纯自然的态度。与（今之所谓）道教（传统中国并不区分“道家”与“道教”）之追求长生不老有所不同，道家并不追求长生，道家只追求自由而自在地活着。道家修养论之主旨是致虚守静。老子首倡致虚守静，庄子则将致虚守静具体化为“心斋”与“坐忘”，并进而将致虚守静提升为本体论的高度，而标举“齐物”。
道家哲学是从天道运行的原理为基础，展开以自然为义理的“道”的哲学。天道运行有其自然而然的原理在，道的哲学即在解明此一原理性内涵，而得以提出认识一个世界运行秩序之无定限、无执著，道家哲学发展的社会哲学，认为社会的存在是个客体，人们是在其中生存的主体，所以应该要有其独立自存的自由性，而不受任何意识型态的束缚。基本上道家哲学并不否定儒家的社会理想，但对于社会责任的态度并不默认立场，并更加尊重人类自主性的态度与存在定位。道家相当重视人性的自由与解放。解放就是一方面是人的知识能力的解放，另方面是人的生活心境的解放，并以修身达观的生活功夫来处理世界事务。道家的社会哲学不是进取的，积极的，因为社会只是天道的过程，而不是目的本身。道家认为儒家的社会理想是合理的，但不是绝对的，因此基本上并不需要提出一套决定性的社会理想，因为天道变化，本身无所谓绝对的是非善恶之性能，因而道家强调得更多的，是在社会中生存的智慧原理，而且这种智慧必须是能应在任何历史情境的社会之中都行之有效的生存之道。
韩非子提倡的“学本*老”，将“理”与“道”连结再一起，认为“道”是成为万物运行法则。吸取儒家仁义思想，与法家治理之数，产生道法共冶一炉，成为汉朝早期的*老之治。道家思想的核心是“道”，认为“道”是宇宙的本源，也是统治宇宙中一切运动的法则。也就因为道家的社会哲学不以自己发展规格为主，而强调应对的智慧，因此利于人们修养生息的需求，故而让汉初的*老之治有了实验的理论基础。同时也安定中国士大夫失意于儒家本位的官场文化仍有发挥的舞台。
道家则自老庄玄虚之说，后来成为两晋大夫竞尚清谈，南朝宋文帝下旨令何彦德创立“玄学”。另外变化为方士神仙之术，自汉朝张道陵以符水禁咒之法成为“道教”之始。
儒道三玄阶段
玄学又称新道家，是对《老子》、《庄子》和《周易》的研究和解说，产生于魏晋。玄学是中国魏晋时期到宋朝中叶之间出现的一种崇尚老庄的思潮。重玄学的最初形成当是先秦两汉与魏晋玄学的产物。“重玄”，语出《道德经》第一章“玄之又玄，众妙之门”。“重玄学”是中国思想史上一股重要的哲学思潮，也是隋唐之际的首都哲学体系，上承先秦魏晋玄学的发展脉络，后启宋明理学的哲学思考，在华夏哲学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重玄”是两晋隋唐时期影响非常大的思潮。她是一种纯哲学思辩，不属于哪一门、哪一派，而是为儒、道、释三教所融摄、所应用。“道家重玄”、“老学重玄”、“道教重玄”三者义蕴虽相互有所涵盖，但不可视为一体，混为一谈，应该说，作为“重玄之道”的不同外延，都有其存在的根据。
两晋隋唐的“重玄”思想孕育于先秦老庄道家思想，由西晋末年的玄学家郭象在其《庄子注》中第一次提出这种思想的“双遣”、“三翻”的典型表述，从而形成以“双遣”、“三翻”为特征的重玄理论，并非受佛教影响而形成，而是为佛学理论所吸收，同时也为道教义理所摄取，因而不能谋求把它归属于某一家某一派。
重玄学继承了先秦两汉老庄学与魏晋玄学，并且通过认真严密的理论分析，建立了中国哲学史上第一个包含本体论、存在论、方法论、修养论、心性论、意义论的完整哲学体系，实现了相当于先秦两汉老庄学与魏晋玄学的老庄学的第三期发展。
两晋隋唐的“重玄”思想孕育于先秦老庄道家思想，由西晋末年的玄学家向秀、郭象在其《庄子注》中第一次提出这种思想的“双遣”、“三翻”的典型表述，从而形成以“双遣”、“三翻”为特征的重玄理论，重玄学的宗旨与玄学本是接近的，过去人们都知道李唐奉老子为祖先，尊崇道教，兼行儒佛，呈三教合一之局。而在这种局面的背后，却有一种三玄的框架在支撑着，当时官学中的《周易》用王弼注，《庄子》用郭象注，《老子》先后用河上公、成玄英的注疏和唐玄宗的注疏。成玄英和唐玄宗都以倡言“重玄”而著称，宗旨与王弼并无实质性的差异，唐朝官方的“易老庄”的系统，魏晋三玄之学的翻版。玄学乃是儒道学说的融合体，重玄学也是如此，被中国学人引以为骄傲的唐代文化，竞与先秦“孔老同源”的情况构成一种意外的前后呼应的关系，这对于希望实现中国文化重构和重建的现代学者来说，不是很值得庆幸吗?
郭象图式较之成玄英图式只省略了一个环节，即“非非有非无”或“非非本非迹”。郭象认为“非有非无”已有“亦有亦无”的意思，成玄英却认为必须经历“非非有非无”的阶段，才能达成“亦有亦无”的结论。成玄英为何定要增设这样一个环节呢?这是由于历史背景不同的缘故。第一，王弼、郭象虽主张“亦有亦无”、“即体即用”，但东晋士人及南朝学者普遍误解王弼、郭象的初衷，极度地崇尚玄虚，荒废具体的事务，故而重玄学者强调对“非有非无”也要“遣之”，引导士人回到“亦有亦无”的思想道路上来。第二，在郭象的正反合的思路当中加设一环，成为“正反离合”。从“正反合”到“正反离合”，可谓一脉相承，其中的变异较小，前后承继的关联至为明显。郭象的学说已具“重玄”之学的雏形，是唐代重玄学的主要思想来源。
谈到唐代的文化，常可遇到一个难题。人们都说李唐奉老子为祖先，尊道教为三教之首，在崇道的基础上推行三教合一的文化*策。然而我们若是注意一下新旧《唐书》和《唐会要》关于唐代官方学术的记载，却不免困惑，因为唐朝尊崇《老子》、《列子》、《文子》、《庄子》等书，将这些书尊崇为“真经”，与道教的经典系统并不吻合。当然，《老子》被尊崇是由于皇家的姓氏，而《文子》、《列子》和《庄子》的作者并不具备这样的条件，道教的三洞真经又与先秦子书距离很远，唐室为何定要提升这几部子书的地位呢?现辨明唐代重玄学和魏晋玄学大同小异，就可以明白唐朝的*策除了尊崇道教及儒佛之外，还有崇尚三玄之学这一项。唐代官方的经学以《易》学居首，《易》用王弼注；唐代的道学以《老子》为首，《庄子》次之，《老子》注释依归于重玄之义，《庄子》的郭注则是玄学的代表作。在这里，“易老庄”仍是最重要的经典系统，“易老庄”的学问兼有玄学和与玄学接近的重玄学，与南朝的“三玄”之学实际上很相似。这就是说，玄学的历史较之以往学人的估计更为长久，这段历史不但应当包括南朝时期，还应包括中国人引为骄傲的繁荣的唐代。唐朝官方的基本思想，大致上介于玄学与重玄学之间，可用三玄之学一词来涵盖。唐朝官方之兼行三教，并不是用道教的仙学来充当核心思想，而是用玄学或重玄学的哲理及*治理论来充当灵*。三教合一的文化层次是在表面的，更深层次的文化融合乃是玄学或重玄学的儒道合一。在战国以前，儒道本是同源而生，在东汉以后融合于玄学的旗帜下，在唐代又促成更大规模的三教融合，使中国文化进到历史上的繁荣的顶点。对这辉煌的思想史，我们是不能不予高度的评价，也不能不继续深入研究的[2]。
儒学发展阶段
宋朝
北宋诸儒以周敦颐、张横渠、程颢、程颐为大宗，上承儒家经典，讲仁与心性，又讲格物穷理。熙宁三年以后，王安石变法引发*争，二程分别退居洛阳，理学在此后七年或十年达到成熟。
宋朝南渡以后，儒学分为三派——程颢开胡五峰之“湖湘之学”，程颐开朱子之学，也就是程朱理学，代表者乃朱熹；陆九渊则直承孟子而开出心学一派。全祖望评价:“宋干、淳以后，学派分而为三:朱学也，吕学也，陆学也。三家同时，皆不甚合。朱学以格物致知，陆学以明心，吕学则兼取其长，而复以中原文献之统润色之。门庭径路虽别，要其归宿于圣人则一也。”
北宋中叶以后，道学家的声势愈来愈浩大；南宋前期虽然*府几次三番下令禁止，并不能阻挡道学的流行和减削它的声望。南宋以后，只有朱陆二系传续不绝。元明之际，朱学进居正统之位，为中国君主社会后期的官方思想。惠栋在评《毛诗注疏》时说：“宋儒之祸，甚于秦灰。”[3]
明朝
明朝中叶，王阳明承陆九渊而阐发心学，创立致良知之“阳明学”，集心学之大成。明末刘蕺山呼应胡五峰而盛言以心着性之义。明末王学亦走入末流，*宗羲说：“明人讲学，袭《语录》糟粕，不以六经为根坻，束书而从事于游谈。”王是真说：“今之学者，偶有所偷窥，则欲尽废先儒之说而驾其上。不学，则借一贯之言，以文甚陋；无行，则逃之性命之乡，以使人不可诘问。”[3]
清朝
理学在清初以后走入空谈，严重脱离实际，变成以学术为工具博取*治利益的手段。康熙二十一年，康熙帝读了崔蔚林的文章，说“岸然自负为儒者”实在“可鄙”。又说：“伊以道学自居，然所谓道学未必是实。闻其居乡亦不甚好”。康熙说“今视汉宫内，务道学之名者甚多，考其究竟，言行皆背”、“在人主前作一等语，退后又别作一等语”。他曾说：“李光地、汤斌、熊赐履，皆讲道学之人，然而各不相合。”即便如此，康熙五十一年（年），清朝颁布诏令，规定朱熹成为孔庙十哲之一，标志着程朱理学成为了官方学术。[3]
现代
现当代儒家信仰者亦多崇奉宋明理学，而其中又分为程朱理学派及陆王心学派。[3]
中西融合阶段
中国近代哲学的基本趋向是中西哲学的融合.这种融合不是外在的比附,而是内在的会通。其实质是“理智的了解”与“情感的满足”的统一,逻辑与直觉的统一,意义与意味的统一。其表现形式是西方形式逻辑的兴起与中国传统哲学直觉的弘扬。这一趋向由谭嗣同、严复、章太炎开其路,而由熊十力、冯友兰、金岳霖继其成。[4]
3中国近代哲学
现代哲学主要指“对中国古代哲学的研究”和“对西方哲学的研究”
中国近代没有自己的哲学，正处于迷茫的一代。
"对中国古代哲学的研究"是反复研习传统哲学的一脉，以传统哲学为本，赋予新的现实意义。
“对西方哲学的研究”主要指马克思哲学。希望用外来文化，重新定义中国的一切，把旧的传统葬送在一个时代。
中国哲学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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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字)
1.杨红要赢．中国传统文化有哪些？．[EB/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