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李子君
来源
康健时空（kangjianshikong）
小云早已忘记自己穿上新衣服和系带鞋的样子。30年来，她能穿的，只有病号服。
65岁的她，一直被医护叫“小云”，医院里的名字。
“我也想回家，可我回去就会给妹妹、妹夫添麻烦，不如就住这儿吧。”说着，她平静地把目光投向病房窗外。
医院里，“院龄”超过20年的病人中，不乏小云这样，病情稳定可控，希望回归家庭、社会，医院大门的病人。
年5月，《中华人民共和国精神卫生法》（下称《精神卫生法》）正式实施。这项法律实施已满六周年，健康界将视线投向“有家难回”的精神病人。通过他们和医护人员的讲述，试图帮这部分患者找到他们的“回家之路”。
“想回家，但我理解家人”
小云矮矮瘦瘦，80多斤的样子。由于长期服药，她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至少大10岁。
在病区里，小云属于状态最好的之一，可以自己洗衣、收拾床铺。销售零食和日用品的工作人员每月固定前来时，她还会帮助护士们统计病友的需求并分发商品。
小云的稳定状态，已持续了十几年——在药物和康复训练的作用下，她几乎再也没有发生过暴力行为，与人交谈时表现正常。
漫画：孙小杰
她年轻时，曾是一名漂亮的音乐老师，因为发病不得不离开让人羡慕的工作岗位成为工厂工人。此后的10年里，小云的病情越来越重，因为经常哭闹，医院。此间她怀孕生子。生下儿子后，丈夫便与她办理了离婚手续，父子“失踪”至今。
没有了那份“牵挂”，小云乖乖服药、治疗，在固定的时间下楼运动和进行康复训练。其它时候，她的活动范围便局限在铁门紧锁的病区里。
连病区的“年龄”都比她小得多。医院当年破旧的小楼，逐渐建成拥有综合大楼的美丽院区；当年接诊她的医生退休了；陪她聊天的年轻护士如今已是病区护士长。
不变的是生活的“单调”。为了防止病人自尽，胸罩和系带鞋都是病人衣着的禁忌。穿了30年病号服的小云，平时做得最多的一件事，便是坐在床沿与病友交谈。
她所在的病区约有平方米，约有60名病人，其中三分之一是长期病友。他们有的喜欢喃喃自语，有的躺在床上辗转反侧，也有的会来回踱步。虽然已属于病情稳定的群体，但在这样的空间里，能提供给个人的“生活空间”显得过于奢侈。
病情稳定的小云“人缘”不错，当她在病区散步时，护士们总会主动跟她打招呼，她也如同邻居大妈一样，停下来跟她们聊天。
护士说，每个医院看望她一次。这是小云和院外世界唯一的联系，那一天也是她每月最快乐的一天。妹妹每次都带水果，小云从不要求水果的种类，因为“只要是妹妹带的都好吃”。
小云总是用“医院环境好、伙食好”来自我安慰，说这里是她的“养老院”。但她终究思念亲人，渴望去感受外面的世界，却早已不记得回家的路。“妹妹和妹夫无力照顾”医院的羁绊。
那些对外界的向往被病人写在日记里
“我想回家！”这是很多精神病患者入院后歇斯底里的呼喊。当意识到哪怕自己病情稳定，也很难再回归过往的生活后，很多人只好接受这个现实，将对外面的渴望深埋于内心，甚至写成日记，不时拿出来翻看。
年近七旬的段梅就是这样的病人。她在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住院20多年，日记写了几大本。
与小云不同，多年来段梅始终坚信自己是个18岁的少女，照顾她的护士换了一拨接一拨，大家也都愿意像哄孩子一样哄着她。从青春期发病开始，她医院，最终被送到了现在这里。
“来的时候肯定青春年少，现在已经老态龙钟了。”病区护士长葛子欣，10年前入职时就开始照顾段梅。她告诉健康界，段梅没有子女，丈夫早已去世，有个双目失明的哥哥住房条件不好，很难承担对她的照管之责。
葛子欣说，段梅很开朗，每天跟大家一起唱歌跳舞、学习做烘焙，积极参加各种团体活动，还经常拉着病友和护士讲“这里蛮好的，吃得好睡得香”。年，纪录片《人间世》医院内精神病患者，那期名为《笼中鸟》的节目就在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拍摄。拍摄过程中，段梅主动向编导展示了自己日记中的部分内容。葛子欣这才发觉，原来医院。
医院外面的样子，以及自己出院以后的美好生活。她文笔细腻，对未知的生活充满热情。但字里行间显示出，段梅自己也深知，那些幻想都无法成为现实。
最近几年，段梅的身体状态明显变差，但当她发现有位病友曾是英语老师，便主动与对方接近，还请护士帮忙买了两本《新概念》英语。
“如果她能出去，跟外国人进行简单的交谈完全没问题。”谈及段梅的口语水平，葛子欣说。
葛子欣认为，像段梅这样，尽管与外界隔绝十年以上，但如果坚持服药、定期随访，有了家人的接纳，她像正常老人一样生活并非难事。
医院存顾虑
年5月，国家卫健委疾病预防控制局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年底，中国的精神障碍患者超过2.4亿人，总患病率高达17.5%；其中严重精神障碍患者超万人，这一数字还在逐年增长。
年，首都医科医院（医院）精神科主任医师、北京市精神卫生保健所副所长闫芳初步调研发现，在北医院住院1年以上的患者比例平均在70-80%以上。医院生活数十载的病人。医院曾有一名老患者，在这里住了50多年，病情早已稳定，直到医院。
而年《北京青年报》也曾报道称，在医院的病区，当时将近名住院病人，约有两成是长期住院的老病人，时间最长的超过20年。
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某病区里，80名住院患者里有近三分之一是住院在10年以上老病号。他们大多是在发病状态下被送来，个别人是因病肇事肇祸者。
这些“被遗忘的人”，仅能从电视上感受到外面世界巨大的变化。他们大部分病情趋于稳定，医院出院标准，但是却没有家人来接。
他们有的，从入院至今联系不上家人；有的虽然能够找到直系亲属，但却被“丢”在医院；有的原监护人早已去世，远亲和晚辈作为有效监护人不愿接其回家。唯一能说出他们名字以及所服药物的人，只有一拨拨管床医生和护士。如果不出意外，他们将在这里等待人生的终点。
年，走过27年艰辛立法之路的《精神卫生法》终于开始实施。该法提出了精神障碍患者的住院治疗实行自愿原则，其中第四十四条规定，自愿住院治疗的精神障碍患者可以随时要求出院，医疗机构应当同意。已经发生危害他人安全的行为，或者有危害他人安全的危险的，应当对其实施住院治疗，医疗机构应根据精神障碍患者病情，及时组织精神科执业医师对非自愿住院患者进行检查评估。评估结果表明患者不需要继续住院治疗的，医疗机构应当立即通知患者及其监护人。
《精神卫生法》最大的亮点是“自愿原则”，但其中某些部分在实际操作中仍旧不够明确。在年，上海市率先出台地方条例，其中最为亮眼的是第四十一条：精神障碍患者可以自行办理出院手续，也可以由其监护人办理出院手续。
很显然，法律是为了更好地保障患者的人身自由权，也可以确保医疗资源不被过度占用。从法律法规层面，这为部分患者“回家”打开了一扇窗。
“条文是有了，就是落实起来非常困难。”医院的一位一线医生直言，患者出院难最直接的原因是家属不愿意接。按照上述法律法规，小云和段梅这样的长期“病号”，按照上海的规定，经过评估符合出院标准，办理出院并不难。但实际上，这条出院之路却遍布荆棘。“如果病人出去了没人照管，出了事怎么办，万一有一天家属突然找来了呢？”医生说。
医院具体操作中，医院为患者办理出院手续，这些患者是不能自行出院的。
曾露出一丝缝隙的病区大门，似乎从未真正打开过。
家门不开让病人有家难回
家属的照管能力有限，是无法忽视的客观存在。曾经发生肇事肇祸的精神病患者一旦回家，无疑需要消耗庞大的看护成本，包括人力和日常花销。一些家庭因居家人手不足，只能雇佣保姆来看护病人。
以一线城市为例，拥有一定护理经验的保姆每月工资至少在元以上，这对很多家庭是额外的负担。也有一些病人回家之后，仍会出现一些无害却异常的行为，比如在家里反复重新摆放家具电器等。
另一方面，即使是病情稳定或已经康复，病人的回归本身也会让家人及邻居心有余悸。且患者由于长期住院，认知功能和社交能力相对较差，加大了融入社会的难度。
在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曾经有一名女病人住院长达20年，在50多岁的时候终于被丈夫接回家。这并不是她的病情20年后才稳定，而是“丈夫退休才有能力跟她一起安享晚年”。然而，大多数病人显然没这么“幸运”。
事实上，有相当一部分家属因为院方无法做出承诺而拒绝接病人回家。他们要求，医院要书面保证患者“回家之后不再出现伤人伤己行为”。尽管患者达到了出院标准，但由于医生无法对患者出院后进行有效的随诊管理，因此患者发病、入院、出院、再发病入院的“旋转门”情况时有发生。
因此，再成僵局。
医院不堪重负
这样的“压床”患者，给医院带来了沉重的负担。
床位费还不是最大的问题。据了解，他们的付费来源主要有三：一是扣除医保付费之外，自费部分由患者原工作单位按月支付的工资来覆盖；二是家属定期缴费；三是联系不到家人的患者，医院负担，个别地区的医保部门会采取总额预付的方式，将他医院。
医院而言，这些患者占据的“资源”造成了巨大的压力。由于床位周转率较低，病人进得多、出得少，医院在绩效考核中会被减分，医院每隔几年就要为此增加床位。健医院和医院了解到，这医院住院均较为困难，一些科室需要患者排队等候床位。
此外，医院在精神疾病之外的专科和护理能力不足，很容易导致部分伴有其他疾病的患者难以得到规范治疗。比如糖尿病引起的并发症、癌症等，医院只能请外院专家会诊，而频繁会诊并不现实，由此引发的医疗纠纷并不鲜见。
回归社会精神康复是必经之路
几乎每个精神病患者从入院开始，就渴望出院。尽管未来并不可知，但为了迎接走出大门的那一天，他们亦会做足准备。
医院精神康复中心副主任医师郭志华说，精神病患者敏感，经常感到孤单。尽管很渴望与人交流，但他们多数与社会隔离，活动水平下降，生活质量很差，这样的患者想要回归家庭和社会，减轻家庭看护负担，精神康复是必经之路。
比如，康复师与患者一起进行“角色扮演”联系沟通技巧，包括病人在家中要如何与家人交流、在工作单位怎样与同事沟通、在群体里聊天时怎么寻找话题，康复师可以和病人提前排练。如果患者实在表达不出来，康复师会提前备好沟通脚本，在模拟场景中让患者读出想要或者需要表达的内容。当患者学会了与人相处时的基础用语后，康复师再帮他逐步撤掉脚本。
靠这些方法帮他们“回家”
仅靠专科医生的精神康复措施，无法从根本上解决病人无人照管的问题。
曾参与《精神卫生法》起草和立法医院院长杨甫德认为，体系建设不到位和监护人责任难落实，使得新法的实践效果大打折扣。
最为明显的是，因为各地基层精神康复体系没有完善甚至尚未建立，出院患者无法得到有效管理，也不能通过康复训练加快回归正常生活的速度。
他认为，帮助这些患者“回家”，目前需要从以下方面入手：
首先，*府要在搭建社区康复网络中，从经费、场地、设备等方面加强投入。比如建立阳光病房、精神康复机构等，让病人在出院之后和回家之前有所过渡，能得到规范化的康复训练，医务人员为其定期评估，这样的体系可以帮助患者回归家庭和社会夯实基础。
第二，要有明确途径确定病人的监护人。杨甫德表示，监护人的责任在《精神卫生法》里仍缺少明确可行的监督。当监护人不履行监护职责甚至侵害患者权益时，很难有机构为患者争取权益。“很重要的一点是，当监护人没有能力监护病人时，应有法律途径指定其他监护人，比如指定居委会或村委会的某一个科室承担监护人的责任，制定定期履职汇报制度，建立上级部门定期巡查机制。”他说。
杨甫德同时建议，加大精神专科医生的培训力度，也是解决基层康复网络搭建不牢固的有效手段之一。
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委书记谢斌更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