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一鸣教授
陈一医院主任医师、苏州大学医学院精神科教授。年毕业于青岛医学院医疗系。医院院长、全国精神病院管理学会常委、《中华精神科杂志》等五种杂志编委，心理学会会员等。上世纪70年代医院、北京医科大学精神卫生研究所深造精神科医疗、科研、教学工作。从事神经精神科专业工作30余年，具有诊断治疗各类精神疾病、尤其是疑难病人的丰富经验，并对精神病人的遗传、免疫、流行病学有深入研究，先后有《精神分裂症电休克治疗》、《精神分裂症染色体研究》、《62所精神病院用药研究》等数十篇论文发表在国家级医学杂志上;其中《62所精神病院用药研究》一文获国际优秀论文奖。除行*工作外，还从事医疗、教学工作。他撰写不少有关精神医学历史发展的文章。在此，我们非常高兴地分享和学习他的知识。
新中国精神医学经过70年（—）从落后逐渐走向先进，70年在社会发展变革中只是短短的一瞬，但对每个人来说又是漫长和难忘的历程，70年我们的精神医学度过了恢复创建、倍受摧残到飞速发展三个时期。
一、恢复创建时期
解放前由于连年战乱使国家贫困，建医院受到严重的冲击破坏，建于年的广州市精神病院年已有张床位，到抗战胜利时（）减少到仅有60名病人，年一度恢复到张床位，年9月又降到不足名患者。医院仅有4名医生，十余名护士。医院开始扩大收治精神病人，最多时曾收治名患者，医院被日*占领烧毁，将全部精神病人和医院医院停办。四川成都刘昌永主办的四圣寺精神病疗养院年开始收治精神病人床位50张，但在国民*统治下经费困难无法维持不得不在年倒闭。上海、北京、南京等地精神病院亦面临困境步履维艰。解放前夕全国精神病院不到十所，总床位不到张，精神科医生不足50人，精神医学面临全*覆没的严重危机。[1][2]
解放初期的恢复创建
解放后百废待兴，精神医学虽然相对滞后，但精神医学专业人员听*的话热爱祖国建立信心，为恢复创业做出了成绩，魏毓麟、许英魁、粟宗华、夏镇夷、王慰增、伍正谊、陶国泰、陈学诗、凌敏猷、*友岐、刘昌永、娄焕明、莫淦明等著名专家教授为祖国精神医学的恢复发展建立了不朽功勋。
北京是国家的首都，北京市精神病院（医院）在魏毓麟院长的领导下抵制国民医院财产（在地坛）得以恢复。许英魁教授年虽然由北医院但仍在王芷沅教授等的帮助下建设（西安门大街）北大精神病院（现北医精研所）做出努力。粟宗华当时担任上海虹桥疗养院院长同时为上海市精神病院（现上海精神卫生中心）的创建精心筹划，夏镇夷教授时任上海第一医学院神经精神科主任、教授，他积极支持粟宗华院长提出的上海精神科大联合的实施作出不懈努力。创建于年的南京神经精神病防治院（医院）是我国第一所*府主办医院，当时技术力量在全国相对雄厚但关键时刻程玉麟院长离宁去了台湾，医院面临困境，49年底正在美国留学的王慰增立即返回祖国肩负院长重任，得到伍正谊、陶国泰、陈学诗、洪士元等医院的发展成为五十年代我国精神医学的骨干和主要培训基地。凌敏猷教授解放前担任湘雅医学院院长为保护学校财产创建神经精神科并得到*友岐教授的全力支持。刘昌永教授继续在四川华西医科大学发展精神医学而努力。于清汉、高柏良、娄焕明、王克俭、莫淦明等分别对部队、东北、广东精神医学的发展贡献力量成绩卓著。由于这些前辈的勤奋努力，能在较短的时间内使我国精神医学面临的困境得以顺利度过，为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创造了条件。[3][4][5][6][7]
“医院”的建立提供了我国精神医学发展的现实基础
解放初，不足十所精神病院张床位面对当时全国五亿中国人民来说只能是杯水车薪，虽然当时我国精神疾病患病率比较低（无精确统计，估计1‰左右），远不能满足实际需求。正在此时（年）美帝国主义发动了侵朝战争，百万中国人民志愿*奔赴前线，急需收容治疗各类伤病员，全国*民齐心协力创办了部队编制的志愿*“医院”以救燃眉之急，一般每个省有2-3所甚至更多，每所医院规模不小，都有张病床以上，主要收治战争外伤、烧伤等急性内外科病人，也有少量精神病人，几年后大部分内外科病人通过治疗相继出院，精神病人由于当时治疗条件差方法不多疗效不理想，大都转变成慢性病人而留滞在医院中，年朝鲜战争结束，大部分志愿*医院转变为慢性病疗养院或精神病院，年前后这些医院大多复原转为地方改为地方精神病院，约三分之二隶属民*、三分之一隶属卫生。据徐韬园报道年全国民*系统该类精神病院即有所,规模都不小共收治精神病人10余人[8]。转为卫生系统的虽无具体数字，估计也有余所，医院的医务人员大多为原部队卫生员，学历和专业水平虽然不是很高，但他们工作认真吃苦耐劳组织纪律性强成为文革前我医院的基础力量和主力*。
医学院校精神科是我国精神医学临床教学科研的领头羊
解放后不久医学院校得到迅速发展，过去精神科不被重视一般附设在内科由内科医生兼任。建国初期单独建有神经精神科教研室的医学院全国只有五、六家。五十年代中期全国大部分医学院陆续开始建立神经精神病学教研室，一些刚走出校门年轻有朝气的教师医生投身于精神医学临床教学科研中去，这些年轻医师大多经南京、北京、上海、湖南、成都神经精神科研究生或专业进修学习，少数（如沈渔邨、许迪等）由*府保送到苏联莫斯科留学并获精神医学副博士学位，促进了我国精神医学的整体发展。由于规模和条件不同，精神医学教研组有的仅设有门诊，有的除门诊外还设有30-50张床位的精神科病房，部分未设有病房的精神科教研室采取与当地精神病院挂钩结合设立教学或实习基地，这些医学院校精神科成为我国精神医学发展的火车头和领头羊，推动了我国整个精神医学学科的提高和发展。
中华医学会神经精神科学会的建立保证了学科统一协调发展
“中华医学会神经精神科学会”于年8月1日在北京成立，许英魁为主任委员，魏毓麟为副主任委员兼秘书。年3月“中华神经精神科杂志”编委会成立（许英魁为总编辑）出刊，学会定期举办全国神经精神科学术会议、讲习班，还邀请苏联专家波波夫来北京南京举办交流学术讨论会，推动了全国神经精神病学临床教学和科研工作的有序发展。年中华医学会神经精神科第二届委员会推举夏镇夷教授任主任委员、冯应琨、伍正谊为副主任委员，还有常务委员委员共15人。年6月，卫生部在南京召开了全国第一次精神科专业会议，大会制定了“积极防治、就地管理、重点收容、开放治疗”的精神病防治工作方针，第一次具体提出了“药疗、工疗、娱疗及教育疗法”相结合的工作方法。年卫生部指定由刘昌永、刘协和主编的“精神病学”为医学院本科教材，指定南京、上海、北京、湖南、四川为全国精神科专业培训基地[2]。年5月中华医学会神经精神科学会第一次年会在广州召开，与会代表认真讨论交流推动了全国精神医学的有序发展。
文革前十七年在*和*府领导下，我国精神卫生事业得到了较快恢复和发展，充实培养壮大了基层精神病院专业技术人员，建立了一支专业知识扎实吃苦耐劳积极投身于精神卫生事业的技术队伍，各级精神卫生机构逐步创建和完善，为救治精神病人做出了很大成绩。
二、文革期间精神医学倍受摧残
年—年我国经历了十年“文革动乱”，由于林彪四人帮的倒行逆施，祖国社会经济各方面遭受严重破坏，医院领导知识分子遭受批斗被打成反革命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臭老九甚至迫害致死，有的精神病院撤消解散职工下放农村基层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五七干校劳动改造、学校停课、“学会”停止活动杂志停刊，使初具规模的精神医学领域面临重大劫难，科学的治疗方法被批判为危害病人的三把斧头（指电休克、胰岛素休克、氯丙嗪治疗）。错误的提出精神病是“思想病”，将湖南郴州、吉林舒兰树为先进典型，倡导用“小红书”（毛主席语录）、“强迫劳动”加上电针强刺激中草药治疗作为治疗精神病的“王牌法宝”。医院里宣传“读书无用论”强调“书越读越蠢”实行“医护工一条龙”，四人帮企图将精神医学精神病院变成一种不讲科学不讲医疗质量的精神病人收容关押场所。尽管如此仍有不少正直的精神医学专业人员顶住压力坚持科学真理辛勤工作，全心全意为解除精神病人的痛苦服务，救死扶伤实行革命人道主义做出了成绩，并出现了一批中青年高水平的精神医学精英，如北京的沈渔邨、李从培、张继志、许又新、侯沂、姜佐宁、陈昌惠、蔡卓基、崔玉华、舒良，上海的徐韬园、严和骏、顾牛范、张明园、张明岛、郑赡培、颜文伟、吴文源、王祖承，湖南的杨德森、沈其杰、李雪荣、杨玲玲、左成业，南京的翟书涛、林节、姚芳传、王春芳、彭昌孝、张心保，成都的何慕陶、刘协和、向孟泽、*明生等坚持科学理念抵制四人帮的错误路线并与之斗争，他们为探索精神医学科学的发展方向作出了成绩。
三、改革开放“精神卫生”得到飞速发展
年粉碎四人帮，全国人民坚持邓小平改革开放的正确道路，全国迎来了新的发展科教文卫的春天到了，精神医学随之复兴，学校重新招生，医院恢复正常运转，那些被打倒的革命干部知识分子重新回到了工作岗位，中华医学会神经精神科学会恢复了工作，除中华神经精神科杂志复刊外，又增加湖南、上海、南京、山东、四川、广东、东北等地的精神医学专业杂志，各种类型的专业学术会议频繁活跃的开展。以沈渔邨主编的“精神病学”、杨德森主编的“精神医学丛书”、夏镇夷主编的“实用精神病学”尤其受到同道欢迎，并成为专业必读书籍[2][6][8]。
年的“破冰之行”
解放前我国早期精神医学专家大多去西欧美国留学，接受应用了西方精神医学的理念，解放后转而学习苏联的巴甫洛夫学说，文革中这二种理论都受到了批判和否定，四人帮粉碎后精神医学逐渐走出封闭向世界开放，开始探索与各国同道开展学术交流。年3月夏镇夷教授率领中国精神医学代表团访问美国的“破冰之行”影响极其深远，代表团由七人组成，中华医学会神经精神科学会主任委员夏镇夷教授任团长，成员为伍正谊、陈学诗、沈渔邨、杨德森、严和骏、何鼎雄。这七人代表了当时我国精神医学最高学术精英，又代表了全国不同地区专业机构和学术流派，代表团与美国精神医学会进行了广泛的学术交流，并制订了学会、院校、地方进一步深入交流协作的计划和课题。而且得到了我国*府和全国同道的广泛支持。由此我国精神医学有了很大的提高，北京、上海、湖南、成都、南京以及齐齐哈尔、济宁等院校先后设立精神医学硕士博士学位点，建立了精神卫生研究所和精神医学系培养了一大批学科精英和年轻专业人员，高质量的国内外精神医学专业会议陆续开展，各层次的学者交流互访变得频繁而实效，青年医生在校学生出国留学深造成为趋势和热潮，国外的精神医学新理念如诊断和分类标准、定式检查、量表应用、大范围标准化流调以及基础实验室研究成为可能，大量新型抗精神药物及时的临床应用和国内仿制推动了我国精神医学科研和临床实践，我国精神医学防治的“上海模式”和“北京海淀”三级防治经验推向全国影响世界，在推进三级防治网的过程中促进医院的建立和基层社区防治的完善，使我国精神医学总体实力上了一个新的平台和全面提高[2][6][8]。
年中华医学会精神科学会成立开启了我国精神卫生发展的新局面
长期来中华医学会建有神经精神科分会，领导着全国神经精神科的学术交流和行业管理，起到了很好的历史作用，但随着精神医学事业的发展，尤其神经、精神二科之间确实具有不同的性质特点，大家在一起组织活动的弊端逐渐显露出来，有时还会出现相互牵制相互制约的作用，中华医学会领导及时研究了大家的意见，同意分立各自的学术机构，而于年在泉州市召开了中华医学会精神科成立大会暨第一届精神科学术会议。会议收到论文余篇，举办了大会报告和分组（生物精神病、临床治疗和综合组）讨论，会议由原中华医学会神经精神科学会副主委沈渔邨院士主持，原主委陈学诗做学会工作报告。大会总结了建国以来尤其粉碎四人帮后精神医学的工作和成绩，通过了中国精神疾病分类和诊断标准。研究加强了组织建设，提出了各学组（社会、生物、儿童、司法、跨文化等）工作进展要求。本次大会认真讨论组建了中华医学会精神科学会领导机构的人员组成，通过民主选举并经中华医学会审核同意，产生了名誉主任委员陈学诗、主任委员张明园、副主任委员沈渔邨、杨德森及常委、委员36人，秘书为周东丰、施慎逊。这次精神科学会的建立是我国精神医学发展史中非常重要的大事，他选举了以张明园教授为主委的充满活力相对年轻的学会领导集体，并得到全国心理学会、心理协会、医院管理学会、医师协会等相应精神科分会的配合和支持。带领全国同道为发展我国精神卫生事业并延伸到心理、老年等相关专业努力前行[2][8]。
努力前行永攀高峰
经过70年的艰苦奋斗，尤其改革开放四十年来，*和*府对精神卫生事业极为重视，全国人大及时颁布实施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精神卫生法”，中共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主席进一步强调了精神卫生工作的重要性，“没有全民心理健康，就没有全民小康”。年由国家卫计委牵头的22部委制定了《关于加强心理健康服务指导意见》，为我们指出了奋斗的方向。近年来地方各级*府加强投入拨医院，设立心理（精神）卫生中心，医院中增设精神心理门诊，优先解决精神病人就医报销难题，*府还加强了精神病人的社区防治，对肇事肇祸病人进行了规范化管理，保障了社会稳定，有利于社会经济的发展。这一系列举措大大改善了病人的医疗环境和设施，提高了精神卫生工作者的专业积极性。
提高了治疗方法的科学性和疗效，解除了病人的痛苦，在科研上不断创新，在基础理论、诊断分类、新药应用等方面逐渐赶上甚至超过世界水平，受到同道赞许。目前全国已有各类（卫生、民*、解放*、公安、残联、企业、民营）超过0所精神病院，共开设40多万张床位、有一批具有尖端专业知识科研水平年轻一代精英和2万多名精神科专科医生。
“长江后浪推前浪”，随着岁月的流逝，为学科发展作出贡献的老一辈精神科学术带头人逐渐进入老年相继退出了专业舞台，甚至离开了我们，目前中华精神科学会在年轻一代施慎逊、于欣、李凌江、李涛、陆林、方贻儒等精英的领导下，乘风破浪、奋勇前行、永攀高峰，全国每一位同道深知“任重而道远”，大家要沿着改革开放的路线遵循前人走过的道路为美好的明天努力奋斗。
参考资料：
[1]沈渔邨：精神病学[M].人民卫生出版社，∶1-4
[2]陈学诗:中国现代神经精神病学发展概况[M].北京：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6..
[3]陈一鸣：北京现代精神医学早期的追索[J].临床精神医学杂志，，20（2）∶-
[4]陈一鸣:上海精神卫生早期的探索[J],上海精神医学,,22(5),-
[5]陈一鸣:缅怀精神医学的先行者程玉麟先生[J]，临床精神医学杂志，，20（1）∶70
[6]陈一鸣：凌敏猷与湖南精神医学的早期发展[J]，临床精神医学杂志，，20（3）∶-
[7]陈一鸣：东北地区精神卫生的早期发展[J]，临床精神医学杂志，，20（6）-
[8]徐韬园：中国现代精神病学发展史[M]，北京：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8
陈一鸣教授（右二）与友人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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