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以往发生此类伤害事件，往往以处罚精神病患者告终，如武汉砍头案、上海世外小学伤害案等。如何从机制上减少伤害事件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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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6月10日，湖南岳阳，平江县的湖南省强制医疗所病室内的精神病人。△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学生群体性受伤害事件，再度和重性精神病患者产生关联。3月14日下午，河北唐山市丰润区光华道小学门前发生一起伤害学生案件，犯罪嫌疑人崔振江当场已被控制，但17名学生受伤的惨剧已经发生。其中两名学生伤情严重，分别医院医院治疗，其余15名伤员分别在唐山市5家医院住院治疗，至发稿时未见更新最新的救治情况。犯罪嫌疑人次日被宣布为偏执型分裂症患者。
3月15日，丰润公安局通报犯罪嫌疑人崔振江患有偏执型分裂症时，还宣布，其案发时具有完全刑事责任能力，已被刑事拘留。目前，发布在唐山市丰润区公安局官方微博上的该通报已经被删除。
不过，事发第二天便快速公布鉴定结果，多名专家质疑通报鉴定的专业性。“鉴定一言九鼎，应该慎重，由专业人员完成，有详细的鉴定报告书”，曾任江苏省无锡市精神卫生中心精神科主任刘锡伟提到。
重性精神病人：风险何来？对谁追责？
据卫健委网站，中国部分地区精神疾病流行病学调查显示，中国15岁以上人口中，以精神分裂症为主的严重精神障碍患病率约为1%左右。为了便于管理，《精神卫生法》将严重精神障碍患者定义为精神分裂症，偏执性精神病、分裂情感性障碍、双相情感障碍癫痫所致精神障碍和精神发育迟滞伴发精神障碍等，其中，前4类为传统意义上的重性精神病。
以最为常见的精神分裂症为例，患者是否更暴力？“当精神病未得到治疗，暴力风险最大，而当治疗到位时，暴力风险会大幅下降”，美国国家心理健康研究所给出的答案是，大多数患有精神分裂症的人都不是暴力的，但易有自伤行为。病程发展依赖于基因与个体环境相互作用，物质滥用或治疗不到位会增加暴力可能性。
北京大学精神卫生研究所所长陆林表示，精神分裂症患者在病情支配下，出现幻觉，如“听见有人要害他”，不受自己控制，可能会出现暴力行为。据《重性精神疾病管理治疗工作规范（年版）》介绍，发病时，患者丧失对疾病的自知力或者对行为的控制力，可能产生危害公共安全的行为。
监护人“承重”
若认定重性精神病患者无完全刑事责任能力，该由谁来承担后果呢？有伤害行为或倾向的患者“游荡”在社会中，该谁为之负责？
首先需要明确落实监护人。中国*法大学证据科学研究院教授胡纪念提到，现有精神卫生法所指监护人是，《民法通则》（现为《民法总则》）上具有监护资质的人。具体是谁呢？监护人应该是一个具体人，处理具体事务，比如，精神病人住院手续到底谁来办？
根据《民法总则》，成年人精神病人监护人顺位依次为——配偶，父母、子女，其他近亲属以及其他愿意承担监护职责的个人或者组织。
在监护人有争议情况下，若“组织指定”结果不服，可提出诉讼，由法院裁决。胡纪念认为，法院委托鉴定精神病人是否有无民事行为能力，甚至无刑事责任能力，需要“小几个月”，这一阶段如果患者故意伤害或者触犯刑法，没有指定监护人，这可能会导致脱节情况。
投入不足和求医困境
从中央到地方，精神卫生事业发展依赖于整个体系的重视和投入。年10月经济学人智库发布的《亚太地区精神卫生综合评价指数》显示，中国在精神卫生领域上的经费仍低于所有健康领域经费的1%。
陆林表示，中国精神科投入和发达国家比，人均水平大概是发达国家的十分之一。但就发病率而言，无论贫穷国家还是发达国家，差异不大。有研究发现，严重精神障碍患者患病率相对稳定，与地域、种族、经济发展水平等关系较弱。
而在中国，重性精神病患者有总数不低。据疾控中心网站，中国各类精神疾病患者超过1亿人，其中，重性精神疾病患者万人以上。卫健委网站提到，精神和神经疾病在中国疾病总负担中排名居首位，约占疾病总负担的20%。
“散居”社会，专业管理缺失
自年开始，中国重性精神病人的医院为核心转向社区、乡镇层面。年，“中央补助地方卫生经费重性精神疾病管理治疗项目”工程的推动，全国60个示范点开始进行筛查、登记，建立患者社区档案，定期随诊、随访。年，重性精神疾病社区随访管理纳入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再到年《精神卫生法》的颁布，规范社区管理严重精神障碍防治工作模式。
王晓慧介绍，目前，对重性精神病的管控，由社区对重性精神病患者进行登记，对家属进行补助，免费服药，有症状协助住院，出院后社区医生登记、定期随访、发放药物，家属要负管理责任。
陆林认为，社区精神看护虽有探索，但部分地方落实不足，“人员配备很重要，社区医生不够，精神科社区医生更少，基层医生职业水平限制，整体上还有改善空间”。另外，社区精神病志愿工作需要很高的知识素养和技巧，家庭医生与患者及其家属沟通不畅，依然会阻挡了病人在社区“养病”。
“目前社区思维模式主要是一种有敌意的社区高压管控，视精神病人为‘危险分子’，并以无能力推定’为主”，*雪涛认为，监护人和社工是精神病人最后信任之人，本来应该代理精神病人的利益，最后却替公共安全承担管控责任，导致监护人和被监护人利益对立。良性的社区服务应当是“善意地围绕”——符合伦理、保守秘密、提供知识、帮助解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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