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尔?德勒兹（——）法国作家、哲学家、批评家。
1、关于文学文学是一种谵妄。德勒兹相信这种谵妄在于语言服从作家的摆布和随意处置，这成为作家至高的荣誉和特权。他可以通过创造语言来创造世界，当然创造他理想的民族、国家。在本土写作中，文学语言无法脱离母语而存在，但文学创作天生使命就是母语的丰富和创造者，而不是被迫服从的奴仆。在母语形成的约定意义中，包括表达的句法上，只有文学享受背离其正道的权力。这包括背离已有的词义，句法和词源，将语言带离被普遍接受的理解的语境和词场。语言在全新的层面被赋予表达和呈现的功能，那不单纯是一种符号意义上的再生功能，而是对感觉、思想、经验等生命界限的突破和解放。作家和诗人，他们以说出陌生的语言为天职。他们以冒犯母语的权威性为荣耀。他们穷经皓首，只为用自己的笔写出母语的可能性，哪怕被拓宽的世界向着无限可能性扩大只有一寸。母语作为语言机制，它的权威性遮蔽住了人们的创造力，我们可以肯定地说一个民族思想的僵化，源于语言的僵化，一个民族创造力的贫乏源于语言的贫乏。作家本不需要预先给自己确立如此的神圣目标，他只需要观察具体生物和生活即可感受到这种压力的无所不在。写作通过作家自身的努力将母语的围墙推倒，人们从作品中感受到豁然开朗的全新世界。作家或诗人藉此实现了他的目的：将一生的忠诚交付于对母语的捍卫，尽管那种捍卫不是出于跪拜、臣服，而是出于捣毁锁链，从而激活它、唤醒它、解放的。我们说母语仅就辞源和语符意义上称它是起源的，但不等于说语言存在母性特征，以及母性的亲缘关系，不管是看作母子关系，还是姐妹关系。现实中，我们看到一种新语言的生成存在多种途径，比如翻译语言，这是对母语的基因变异，但我们把变异的语言仍称为母语，这时的母语，具有荷尔德林所说的“美学的祖国”意义。当然在语言的互为侵吞中，我们和语言的关系也许是敌人的关系，也许是恋人的关系，也许是第三者的关系，也许是弃儿的流浪者关系。我们不能确定在现实中被拒绝的在语言中全部被接纳。有时深层的绝望，也许会让我们连对语言的最后一丝希望都放弃掉。语言难道真的靠得住吗？语言难道能避开权力的游戏吗？语言曾经或者当下承诺过对每一个言说者乃至沉默者的爱与接纳吗？语言作为最后的家园，这仍是写作者的谵妄和一厢情愿。为了支撑自己将写作进行下去，写作者不断为自己寻找合法的理由，比如对真理、自由的追求；比如对社会正义与善的张扬；比如对丑陋黑暗的批评，对人性的揭示，对生活的立法等等。为了母语而写作，这是在其他写作意图过时，或失效的情况下，人们给自己寻找的理由，即便这个理由成立，面对写作的具体问题，人们也朝向母语的非中心方向裂变，比如虚拟写作，抽空事件和现实在纯粹语义层面写作，介于纯粹的形式游戏。比如碎片写作，又取消了语言的深度和语境，直接呈现碎片，突兀、无序、没有逻辑和缘由，仿佛一个失语者说出的不连贯的词。而在行为主义那里，语言去除了符号，直接通过身体行动表达。身体行动即符号，他们舍弃词语的现身，他们直接现身为词语。无人在说，在记述，只有行动者语言走下纸面，回到生活中，不再有一个形而上的写作者或目的行动呈现于当下，他终结当下。他所表达的正是表现自身。除此，他不再追问意义和影响力，生命写作成为现实，这种行为主义的创作，颠覆了传统的文学样式。2、关于写作写作是一个生成事件，永远没有结束。德勒兹说：“写作绝非为过去的内容强加一种（表达）形式，更确切的说文学属于不定形，未完成的东西。……写作是一个生成事件，永远没有结束，永远正在进行中，超越任何，可能经历或已经经历的内容，这是一个过程，也就是说，一切穿越未来与过去的生命片段。”（德勒兹《批评与临床》）生命需要各自的方式获得充实与安顿，打发与挥霍。对作家和诗人来说，写作就是充实与安顿生命，或打发与挥霍生命的一种方式。首先它表现为一种劳动，心和体的劳动，这并不是一份轻松的活，也不是一种付出和收益平衡稳定的活。在人生多种冒险职业中，写作的风险是最高的，因为很可能你一沾上写作的边儿，就一生摆脱不掉他，而为了他，你也可能搭上你的好日子，以及作为正常人拥有的幸福感和平常心态。为此倾家荡产，穷困潦倒，以及疯癫自杀都完全有可能。有一句话总结的比较到位，很多人玩写作，最后发现被写作玩儿了。人们为什么需要写作？这源自人们并不满足按照现实的方式生活。人们需要按照理想的方式生活，写作就是对理想生活的自我构建。首先他出于对现实的不满足，或不如意（期待或留恋，记述或赞颂）创作的动因源自某种匮乏，凡是现实富足丰盈之处，写作的可能性和机会就变得寡淡，正如荷马看到时代的英雄缺席才写英雄史诗，而当英雄过剩，人日常而温暖的情怀就将缺席或弱化，所以赫西俄德才写了《工作与时日》。写作在古代是一种神职，古希腊视诗人为预言家，在中国古代立言者可不朽。写作价值的出现使写作本身成为理想，于是从事写作的人要超越前辈而载入史册就必须创作与前辈们不同的作品，这成为写作的内推力。这种需求将创作的目光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