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节选自《拉康选集》中《论精神错乱的一切可能疗法的一个先决问题》
1
在将弗洛伊德的理论应用于精神错乱以来已有半个世纪了，但这个问题还是要重新思考，也就是说这个问题还处于原状((statuquoante)。
我们可以说，在弗洛伊德之前，对精神错乱的讨论并没有脱离一个理论背景，这个理论背景说是心理学，其实只是在学校出于我们的尊重，应是大写的学校)中科学的长久的形而上炖后剩下的“世俗”的残渣。
如果说我们有关自然(physis)的科学在其越来越纯粹的数学化中几乎已经没有这个炖煮的气味，以致我们都可以问是不是有了掉包，那么关于非自然（antiphysis）（也就是说那个人们以为是能够测量前述自然的活体）的情况就不是那样。非自然的烧焦的气味毫无疑问是泄露了在这个炖煮中长久以来的烧脑子的做法。
因此，对理解认识来说是必不可少的有关抽象的理论就变成了关于主体的能力的抽象理论。最激进的感官的要求也没能使这个理论对于主观效用来说有用一点。
一直都有的要以情感的平衡力量来纠正这个理论的后果的尝试都不会成功，如果你不去先问一下感受情感的是不是同一个主体。
2
我们在学校(小写的学校)里学会永远地回避的就是这个问题:因为即使承认了感知者(percipiens)的身份的替换，它在构成被感知者(perceptum)的统一性中的作用还是没有得到研究。这样，在percipiens中perceptum的结构的多样性只涉及到辖域的多样性。从根本上来讲也就是感官(sensoriums)的多样性。从道理上讲，如果感知者(percipiens)能掌握现实，这个多样性总是可以克服的。
这就是为什么那些要回答疯子的存在所造成的问题的人不能不在他们自己和疯子的存在之间隔上一张学堂的书桌，这书桌是庇护他们的绝好围墙。
我们事实上可以把所有的观点都视为同类，不管这些观点是机制论的还是动力论的，不管将起源看作是来自机体的还是来自心理的，不管将结构分析为由分解产生的还是由冲突产生的。所以这些观点，不管是多么的巧妙，都是在这一点上一样的:以幻觉是个没有对象的被感知者(perceptum)这个明显的事实的名义，它们只限于向感知者(percipient)来索求这个被感知者(perceptum)的原因，却没有人看到在这个调査中有一步被省略了，这一步就是质问一下这个被感知者给予被要求来解释它的感知者的是不是一个单一不变的意义。
对于所有无成见的对言语幻觉的研究，这一步骤似应有其位置，因为我们将要看到，幻觉既不能被归结为某个感官(sensorium），也根本不能归结为给予它以统一性的一个感知者。
将言语幻觉看作是本质上为听觉的，这是一个谬误，因为我们可以设想极端的例子，在那里言语幻觉不会有一丝听觉性(比如说在一个聋哑人身上，或者某种幻觉拼读的无声域中)，更是因为随着不同的目的聆听的行为是不同的，有时它的目的是为了言语链的连贯性，也就是说在构成序列后造成的每一刻的超强判定，这与在意义出现时它的值每一刻的悬而未决一样；有时它是为了与言语中的声响变化一致，为了进行像语调，语音，甚至至音乐强度的音响分析。
这些简单的回顾足以表明与被感知者的视野有关的主体性的不同(在询问病史时和在对“声音”的病理分类中这个不同是完全被忽视了)。
但是，人们或许认为可以将这个不同归结于感知者的客观化水平。
可是，情况不是这样的。因为，主体是在主观“综合”给予言语以意义的层次上表现出所有的悖论来的，他是在这个独特感知中的这些悖论的患者。在他人讲话时这些悖论已经出现了，这一点清楚地显示在主体服从他的可能性之中，因为这种可能性他倾听，使他小心。只要做了听话者，主体就受制于一个建议，对此他无法逃避，除非他将他人看作是一个不属于他的话语声筒，或者是一个他对此有保留用意的表达者。
但，主体与他自己的言语之间的关系更引人注目，在这个关系中，重要的事实被他只有听到自己才能讲话这样一个纯粹音响的现象所掩盖了。人只有分裂开オ能听到自己声音，这一点在意识的行为中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医疗者们更进了一步，他们观察到了发音器官的初始动作从而发现了言语动作幻觉。但是他们并没有由此而指出关键之点的所在，这是因为在语义链中感官(sensorium)是无关紧要的，而
a.语义链以其声音而自加于主体，
b.它原样地接受它的主观份额所包含的现实，这个现实是与时间相协调，完全可在经验中观察到的。
c.作为能指的它的结构决定了这个主观分配，这个分配按规律来说是分布的，也就是说是有几个不同的声音的，因此它将所谓统一性的感知者作为多义的而提出来。
3
我们将用从-年的一个治疗示范中出现的一个现象来说明我们刚才说的话，我们在这里讲的研讨班的工作也是在这一年进行的。应该说，只有完全地服从于(即使是有准备地服从)病人的主观立场才能得到这样的发现。人们老是费劲地将这些立场归结于对话中的一个病态的过程，因此引起了主体的不是没道理的迟疑而使理解这些立场更加困难。
我们要说的实际上是那种两人的谵妄，很久以来我们就在母女关系中指明了这种谵妄的典型。在这种谵妄中，被侵入的感觉发展成了受监视的妄想，而这种被侵入的感觉只是从两人情感关系特有的抵御发展而来的，这种抵御可以滑向任何一种精神病症。
那是一个女儿，在我们的检查过程中作为证据告诉我们说她们母女俩都遭受到她们邻居的辱骂，这个事情涉及到的是她们的女邻居的一个朋友，在开始时她们之间和睦的亲密关系结束之后，这个女邻居据说就一直在折磨她们。这个男人在争吵中是个间接的参与者，在病人的指控中也不重要。据这个女人说，当他们在过道上相遇时，他对她说了这难听的“母猪”。
听到了这一点，我们并不打算在这个骂人话中看出一个回骂“”公猪“”，以映射的名义太易于从中推断出这个回骂来。但实际上映射在这类情况下只是代表了精神病医生的映射。我们只是问她在这一时刻之前她自己可能说了什么。这个询问是有结果的。她微笑着承认，在看到那个男人时她确实喃喃地说了这句她以为那个男人没什么可为之生气的话:“我刚从肉铺子来......”
这句话指的是什么呢?她难以说出，从而使我们有责任来帮助她讲出来。就其字面上的意义来说，我们不能忽视这个事就是说这个女病人刚刚突然地抛弃了她的丈夫和她的夫家,由此而结束了她母亲反对的一门亲事，此后也不给人以下文。她这样做是因为她相信那些乡下人只有一个办法来对付她这样个百无一用的城里人，那就是将她利利落落地割成碎片。
为了理解这个拘于两人关系的女病人是怎样应付她掌握不了的形势，我们是不是要引入肢解了的身体这个幻觉呢?这个题并不重要。
对于我们眼下的目的，只需要这病人承认她的句子是暗指的，并不需要她搞清楚在在场和不在场的人中间，这句句子到底暗指的是谁。因为作为直接用语的句子的这个主语“我”，按其语言学上称之为转换者(shifter)的功能，只要它所暗指的因其可能是密谋的意愿而仍不确定，就使发言主语的指定处于不定之中。在停顿之后，这个不确定由“母猪＂这个词的出现而结束，这个词因为其咒人的分量而不可能等时地随着摇摆不定。就这样，话就在幻觉中实现了其否决的意愿。在现实中不可言喻的对象在被否定的地方听到了一个词，因为这个词占有的是个没有名目的地方，它只有通过以回应的连系来脱离主体才能顺从主体的意愿，它以其贬斥的对句来回答因“我”这个标志而归予女病人的上句的低声抱怨，在其含糊不清中又很像是爱的倾吐，当它没有能指来称呼它的道喜辞的对象时，它就运用了最粗鄙的想象的中介。“心肝，我吃了你……”，“你要乐疯了，小老鼠!”
预览时标签不可点收录于话题#个上一篇下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