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的提出
中国传统学术有自己形式上的知识系统,[1]它上溯孔子、秦汉,“形成于隋唐,完善于明清,并以《四库全书总目》之分类形式,得到最后确定”,[2]这一传衍构成了中国传统的知识谱系。[3]在全盘西学化的现代中国学术建构中,传统知识谱系被中断,整个知识系统被解构,碎片式地散入西方知识系统。[4]
形成这种局面有复杂的历史原因,但学理上的根本依据是人们认为传统知识系统及其谱系不具有科学性,即顾颉刚所言:
旧时士夫之学,动称经史词章。此其所谓统系乃经籍之统系,非科学之统系也。[5]
传统知识谱系被认为是一个以《六经》为核心的谱系,而《六经》又进而被认为具有准宗教性质,或被认为是一种意识形态,总之不是基于可靠事实的知识,因此传统知识系统不具备科学性。顾颉刚对传统知识谱系的判识具有代表性,而且“是很平恕的”,[6]激进者更不待言。其结果如艾尔曼所概括的,持各种主义者都断言,中国人从来没有创造过任何科学。[7]
毫无疑问,关于传统知识的这一认知有基本的事实依据,比如传统知识自始即不是西方的公理型知识系统,晚明徐光启翻译《几何原本》时就已认识到这一点。虽然公理型知识系统并不能简单等同于现代科学,但其知识形成的逻辑却构成了科学的基础。因此,在全盘西学化的现代中国学术建构中,对传统知识系统予以批判是正确的,加以抛弃也是必要的。但是,“非科学之统系”的批判并不能取代对传统知识系统的深入分析,抛弃也不能代替更深入的自省,否则现代中国学术既无从谈继承传统,更不可能有创造性转化,甚至难以彻底摆脱旧知识,以及附于其中的思维方式与价值取向的影响。况且,正如舍勒指出,所有人为的知识和更加高级的实证知识虽然都是关于世界的自然观点,但实际上都属于拥有某种知识的群体的主体的相对的自然世界观。西方科学虽然属于实证知识,也仍然是“关于这个世界的相对的自然观点”。[8]无论如何,传统知识系统虽然不同于现代意义的科学,但作为“非科学之统系”,事实上为连续未断的中华文明提供了有效的知识支撑。
平实而言,在最初引入西学时,就有关于传统知识的议论,清末学制改革的相关文献翔实地记录了这些看法。[9]晚清西学化以降,在国学研究的名义下也不断有关于传统知识的论说。[10]只是,细梳上述材料,不难发现,清末学制改革中的各类议论,虽亦有对传统知识的洞见,但核心在学制的实际操作;[11]而晚清西学化以降的各家论说,几乎笼罩在科学的话语下。[12]换言之,传统的知识观念始终未能依其自身的知识谱系加以认识。
近年来,对传统知识谱系的再认识取得了相当成果,如左玉河取传统目录学的路径,聚焦于孔子,以及《艺文志》、《隋志》、《四库全书总目》等标志性著作,阐明了传统知识谱系的历史形成过程,以及相应的知识特征。但遗憾的是,由于作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