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文传授的现代命运
——教育史上的林纾作者陈平原作为早期北大的教员，林纾当初的热情投入，中间的突遭解聘①，后期的积怨成仇，都有深厚的教育史及思想史背景，而不仅仅是偶发事件。本文从“大学教员”的角度，讨论林纾与京师大学堂及北京大学的历史渊源、个人恩怨以及冲突的历史必然性，希望借此凸显现代中国文化、思想及教育的艰难转型。一、“至死必伸其说”离开北大教席六年之后，林纾以一篇备受争议的《答大学堂校长蔡鹤卿太史书》而“名扬青史”——日后凡谈论轰轰烈烈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无论如何都绕不开这个自己找上门来的靶子。此文的中心论点，第一，批“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者乃“必覆孔孟、铲伦常为快”；第二，反对“尽废古书，行用土语为文字”，强调“非读破万卷不能为古文，亦并不能为白话”②。其实，此类不合时宜的卫道之语，进入民国以后，林纾经常提及。被解聘前不久，林纾为北大第一届文科毕业生写序，已在感叹欧风东渐，“俗士以古文为朽败”，因而导致“中华数千年文字光气”日渐暗淡，呼吁诸君“力延古文之一线，使不至于颠坠”③。至于年在天津《大公报》及上海《民国日报》上发表的《论古文之不宜废》，态度依然很好：“知腊丁之不可废，则马、班、韩、柳亦自有其不宜废者。吾识其理，乃不能道其所以然，此则嗜古者之痼也。”④你谈你的新文化，我爱我的旧道德，本可以相安无事的。即便《新青年》上的《复王敬轩书》有所冒犯，也不是特别严重。直到这篇《答大学堂校长蔡鹤卿太史书》以及蔡元培的《致〈公言报〉函并答林琴南函》出现，林纾与新文化人的冲突才全面升级。因蔡元培的辩驳有理有据，不愠不火，且提出了日后广为传扬的“对于学说，仿世界各大学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⑤，这两封立场针锋相对的公开信于是格外有名，任何一位讨论五四新文化运动、北京大学校史或“大学精神”的学者，都不会轻易放过。年3月18日，林纾在北京的《公言报》上发表《致蔡鹤卿太史书》，五天后，又在同一个报纸刊出“劝孝白话道情”。只见老道挟鼓板上，说唱起《闵子骞芦花故事》，引言部分乃夫子自道：报界纷纷骂老林，说他泥古不通今。谁知劝孝歌儿出，能尽人间孝子心。咳！倒霉一个蠡叟，替孔子声明，却像犯了十恶大罪；又替伦常辩护，有似定下不赦死刑。我想报界诸君，未必不明白，到此只是不骂骂咧咧，报阑中却没有材料，要是支支节节答应，我倒没有工夫。今定下老主意，拼着一副厚脸皮，两个聋耳朵，以半年工夫，听汝讨战，只挑上免战牌，汝总有没趣时候。⑥真是好谐谑的老顽童，值此论战的关键时刻，还有心思开这样的玩笑。民国初年，林纾曾在《平报》上连载《讽谕新乐府》，讥时事，骂*府，痛快淋漓⑦；那时既无人认领，也没人干涉。可这回不一样，林纾明显低估了此次论战的严重性，即便你高挂“免战牌”，其后续影响也不是一年半载就能消解的。但到此为止，还是君子之争，无伤大雅。林纾的失策之处在于，不该在这个节骨眼上撰写并发表影射小说《荆生》与《妖梦》。如此授人以柄，难怪日后谈及这段历史，林纾明显落了下风——还不是对方人多势众，也不是新学理直气壮，而是此等指桑骂槐的“小动作”，不入高人眼。小说的事暂且按下不表，先说这位好谐谑的老先生，为何这个时候要跳出来，让正感到寂寞的新文化人有一个鲜活的靶子，可以畅快淋漓地集中火力猛攻？如此提问，是因当初中国*界、学界及文坛，比林纾位子高、资格老、名气大的还有好多，怎么会轮到林纾来独挑重任，替“旧文化”出头呢？钱基博在《现代中国文学史》称：然纾初年能以古文辞译欧美小说，风动一时；信足为中国文学别辟蹊径。独不晓时变，姝姝守一先生之言；力持唐宋，以与崇魏晋之章炳麟争；继又持古文，以与倡今文学之胡适争；丛举世之诟尤，不以为悔！殆所谓“俗士可与虑常”者耶？⑧这句“丛举世之诟尤，不以为悔”，很能说明林纾的性格。文化立场与林纾接近的严复⑨，虽也看不上北大陈、胡“文白合一”的主张，但懒得跟他们争。因为，在他看来：须知此事，全属天演，革命时代，学说万千，然而施之人间，优者自存，劣者自败，虽千陈独秀，万胡适、钱玄同，岂能劫持其柄，则亦如春鸟秋虫，听其自鸣自止可耳。林琴南辈与之较论，亦可笑也。⑩让见多识广的严复跌破眼镜的是，陈、胡之说并没有如春鸟秋虫自鸣自止，日后竟成了现代中国的主流论述。虽然判断不准，但严复深藏不露，不与后生争锋，避免成为新文化人的论敌，乃明智之举。至于另一位老友姚永概，也对林纾的“好辩”不以为然，故林纾《惜宜轩文集序》才有“吾友桐城姚君叔节恒以余为任气而好辩”的说法(11)。别人对新文化不以为然，只是腹诽或私下议论，为何独独林纾跳出来叫阵？除了《冷红生传》所说的林纾性格“木强多怒”(12)，以及《林琴南再答蔡鹤卿书》所说的“公遇难不变其操，弟亦至死必伸其说”，林纾之“拼我残年，极力卫道”(13)，应该还有别的缘故。这里最为关键的，还是六年前被北大解聘的心结尚未解开。相对于陈、胡等后生小子，他是北大的老前辈，在这所大学工作了将近十年，有其自尊与自信。基于自家的*治及文化立场，林纾对北京大学另有想象与期待。也正因此，当听到社会上不少关于这所大学的风言风语时，林纾自以为有责任替北大“纠偏”，于是迫不及待地跳了出来，公私兼顾，说了一些情绪性的话。这一心情，给蔡元培写第一信时已有表露，而在《林琴南再答蔡鹤卿书》中说得更清楚：弟辞大学九年矣，然甚盼大学之得人。公来主持甚善。顾比年以来，恶声盈耳，至使人难忍，因于答书中孟浪进言。至于传闻失实，弟拾以为言，不无过听，幸公恕之。然尚有关白者：弟近著《蠡叟丛谈》，近亦编白话新乐府，专以抨击人之有禽兽行者，与大学讲师无涉，公不必怀疑。(14)检讨自己因听信谣传而“孟浪进言”，但辩说初心是爱护北大名誉。这样的申辩，我以为是可以接受的。就连一贯激进的陈独秀，也称林纾的公开道歉了不起，值得佩服(15)。只是林纾撰文时，离开北大只有六年，而不是九年；另外，那篇刊于《公言报》的《致蔡鹤卿书》，收入《畏庐三集》时，改题《答大学堂校长蔡鹤卿太史书》，隐约还能见其对于京师大学堂及北京大学的感情。二、从《荆生》《妖梦》到《续辨奸论》林、蔡之争，单就《公言报》和《北京大学日刊》上的公开信而言，双方都不失风度，基本上都在说理，即便有挖苦的味道，仍相对委婉，给对方留足了面子(16)。但小说《荆生》《妖梦》就不一样了(17)，明显带人身攻击。尤其不智的是，林纾将矛头直接指向了德高望重的蔡元培。你可以说“好谐谑”乃其天性，再加上小说既然“专以抨击人之有禽兽行者”，自然没什么好话；但辩称《蠡叟丛谈》的文字“与大学讲师无涉，公不必怀疑”，那是说不过去的。《荆生》里的“皖人田其美”指陈独秀，“浙人金心异”指钱玄同，“新归自美洲”的“狄莫”指胡适，不必考证，当初的读者一眼就能认出，这还有什么可辩解的呢？至于《妖梦》里被“罗睺罗阿修罗王”全部吃掉的白话学堂的人，包括那位“谦谦一书生也”、见教务长田恒(影射陈独秀)毁谤伦常、提倡白话，竟然“点首称赞不已”的“校长元绪”，不是蔡元培又能是谁呢？年3月21日《北京大学日刊》上刊出蔡元培复张厚载函，并附有张的来函，后者对林纾影射蔡元培一事并未隐瞒：《新申报》所载林琴南先生小说稿，悉由鄙处转寄。近更有一篇攻击陈、胡两先生，并有牵涉先生之处。稿发后，而林先生来函，谓先生已乞彼为刘应秋文集作序，《妖梦》一篇，当可勿登。但稿已寄至上海，殊难中止，不日即登出。倘有渎犯先生之语，务乞归罪于生。先生大度包容，对于林先生之游戏笔墨，当不甚介意也。蔡元培怎么能不介意呢？如此北大学生，挑拨师长是非，且在报上传播诸多不利于学校的风言风语，说轻了也是唯恐天下不乱的“小报记者”风格。校方将其开除，处罚虽稍重，却也不无道理(18)。至于蔡元培的回信，显得很有风度：仆生平不喜作谩骂语、轻薄语，以为受者无伤，而施者实为失德。林君詈仆，仆将哀矜之不暇，而又何憾焉！(19)无论新派、老派，读这两段文字，都会觉得林纾骂人不对，蔡元培修养很好。这一局，林纾输得很惨。至于传闻林纾写《荆生》是在怂恿手握兵权的弟子徐树铮动用武力来消灭新文化人，目前没有找到任何旁证材料，大概属于新文化人的“哀兵之计”。张厚载说的没错，那只是林纾一时兴起的“游戏笔墨”，偶有杀伐之声，也只是嘴上说说而已。想想林纾本人自幼学剑，且“少年里社目狂生，被酒时时带剑行。列传常思追剧孟，天心强派作程婴”(20)，再加上撰有记录闽中武林轶事的《技击余闻》，还有《剑腥录》中吹嘘邴仲光如何仗剑行侠，这“伟丈夫”实为林纾的自我期许(21)。只是三人成虎，日后史家也懒得仔细追究，林纾“勾结*阀铲除异己”的罪名，就这样被派定了。林纾在新旧文化论战中发表“游戏笔墨”的《荆生》与《妖梦》，确实不太妥当，起码是有失大家风度。可这也说不上多大的罪过。新文化人因没有对手，太寂寞了，演起双簧戏，在《新青年》上刊出钱玄同代拟的王敬轩来信，以及刘半农嬉笑怒骂皆成文章的《答王敬轩书》，不也是一种假托与戏弄？这与林纾写小说骂陈、胡，不过是五十与百步的差别。在《新青年》与《学衡》的对抗中，后者批评前者“以群众运动之法，提倡学术，垄断舆论，号召徒*，无所不用其极，而尤借重于团体机关，以推广其势力”(22)。在一个风云变幻的变革年代，很难真的像胡先骕所设想的，“以中正之态度，为平情之议论”——《学衡》上的文章，论及新文化时，同样充满怒气与怨气；但胡君最后提出的“勿谩骂”戒律，还是发人深省(23)。值得注意的是，《新青年》同人中，对“骂人”公开表示不妥的，只有胡适一人(24)。而且，就连胡适本人，后来也承认陈独秀之“不容他人之匡正”自有其道理。在叙述文学革命进程的《逼上梁山》中，胡适引述了他与陈独秀关于是否允许批评的通信，然后加了个按语：“这样武断的态度，真是一个老革命*的口气。我们一年多的文学讨论的结果，得着了这样一个坚强的革命家做宣传者，做推行者，不久就成为一个有力的大运动了。”(25)只讲运动效果，不问手段是否正当；胜者为王，败者为寇，如此百无禁忌的“革命”，不无深入反省的必要(26)。林纾致蔡元培信，前一封开篇叙旧，后一封又有“与公交好二十年”的说法(27)。这可不是胡乱攀附，读蔡元培年下半年日记，五处提及与林纾同席或晤谈(28)；此前两年，日记中甚至有：“点勘《巴黎茶花女遗事》译本，深入无浅语，幽矫刻挚，中国小说者，惟《红楼梦》有此境耳。”(29)早年友人，日后立场迥异，“公遇难不变其操，弟亦至死必伸其说”，这本是很可钦佩的态度。论战激烈时，双方都控制不住自己“正义的怒火”，难免出言不逊，这完全可以理解。但时隔多年，林纾还用刻*的语言来辱骂蔡元培，这就有点太过分了。我指的是林纾本人特别看重的、撰于年春的《续辨奸论》(30)。《续辨奸论》是骂新文化人的，这一眼就能看出来。所谓“用最传统的语汇把‘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响应者统统斥为‘巨奸’”；“直到此时，林纾对那些鼓吹‘新文化’的‘五四’新人物，依然是满怀着憎恶和反感”(31)，说得没错，只是不够贴切。因为，这篇文章直接针对的是北大校长蔡元培。文章开篇，先痛斥“巨奸而冒为国学大师”，这可不是无的放矢。请看下面进一步的铺陈：彼具其陶诞突盗之性，适生于乱世。无学术足以使人归仰，则嗾其死*，群力褒拔，拥之讲席，出其谩譠之力，侧媚无识之学子。礼别男女，彼则力溃其防，使之媟嫚为乐；学源经史，彼则盛言其旧，使之离叛于道；校严考试，彼则废置其事，使之遨放自如。少年苦检绳，今一一轶乎范围之外，而又坐享太学之名，孰则不起而拥戴之者？呜呼！吾国四千余年之文化教泽，彼乃以数年烬之。如此不学无术而又占据高位，能够号令学界，而使得“吾国四千余年之文化教泽”毁于一旦的，可不是一般的学者，陈独秀、钱玄同、胡适都不够格。尤其是使得太学废置考试、学生遨放自如、男女媟嫚为乐的，只能是同意招收女生的北大校长蔡元培。如果说这还有点虚，下面这两句用典，可是彻底坐实了林纾的矛头所向：鱼朝恩之判国子，尚知周易，彼乃宦者之不如；贾似道以去要君，尚有文采，彼乃椎鲁而不学。来为祸而去为福，人人知之，余尚何辩也？其辩为吾道辩也。(32)唐代太监鱼朝恩(-)安史之乱后随唐玄宗出逃，侍奉太子李亨，颇得重用。永泰年间，代宗加封鱼朝恩判国子监事，兼光禄、鸿胪、礼宾等职，进封郑国公。朝恩既已贵显，乃学讲经为文，执《周易》升高座。宋理宗时权臣贾似道(-)多次以弃官相要挟，逼迫度宗不断给他封官加爵。贾除撰有《悦生堂随钞》及《促织经》外，还是个很有造诣的艺术鉴赏家。这两个都不算僻典，林纾那个时代的读书人大概都能读懂。以判国子监(国子监最高长官)来影射北京大学校长，这很容易理解；而更贴切的“今典”是年年底及年初，蔡元培一直与北京*府抗争，年1月17日更是为抗议教育总长彭允彝干涉司法独立与蹂躏人权，愤而辞职并立即离京。此事引起很大风波，报纸连篇累牍报道，可谓路人皆知。林纾可以不同意蔡元培的立场，但嘲笑他没有学问，且辞职是为了加官晋爵，这明显不入流。因为，按照那个时代的伦理道德及学术标准，这位前清翰林、留学德国多年、曾任民国首任教育总长的北大校长，无论如何是值得尊敬的。这篇《续辨奸论》当初并没有引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