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元之际契丹文士的焦虑意识及文学表达
——以耶律楚材家族为中心
刊于《东南学术》年第4期作者和谈教授
作者简介
和谈，武汉大学文学院博士后流动站研究人员，*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摘要
金元易代之际，契丹文士表现出身份与文化的双重焦虑，在诗文中则表达仕与隐的徘徊与矛盾。耶律楚材家族在金元之际，有多人位居高官，表面看似荣耀，实则在*治的夹缝中处处受到排挤，面临痛苦而艰难的文化适应问题。这些情况或隐或显地存在于他们的诗文作品中。耶律履、耶律楚材、耶律铸分别代表金朝，金元易代之际和蒙元三个时期的契丹文士，他们在诗文中或表达进退失据的惆怅与失意，或言说仕与隐的矛盾，或抒发借酒浇愁、超然物外的情怀，反映了金元时期契丹文士的生存处境。
正面人物的史传大多充满了辉煌，治史者也往往据以阐发论证。但事实却未必如传记和碑志所载，在文字的风光与荣耀背后，或许充满了凄婉的隐曲与不为人所知的屈辱。尤其在易代之际，王朝更迭，仕与隐的矛盾更是十分尖锐地摆在文人面前。如遇到不同民族的*权更替，还将涉及民族身份地位的变化，由国族变为奴隶，心态变化是极大的。辽金元三代*权更替过程中，契丹人就不得不面临这样的身份焦虑与文化焦虑。关于契丹人在金元之际的去留和取舍态度，都兴智在《试论金蒙鼎革之际的契丹人》一文中说：“金朝统治者在其统治的年中对契丹人采取了很多绥靖措施，但契丹人与女真统治者之间的矛盾始终未能彻底化解，许多契丹人一直怀有故国之情，对女真人灭亡辽朝耿耿于怀。”但这些契丹人的真实态度究竟如何，并无多少史料可用。对于这一问题，采用陈寅恪“以诗证史”的方法，庶几得之。本文拟以耶律楚材家族为例，从其诗文作品入手，对此问题加以阐发。
耶律楚材祠
关于金元时期的耶律楚材家族，史传记载：耶律楚材之父耶律履在金朝先后官拜参知*事、尚书右丞，耶律楚材本人仕蒙元为中书令，其子耶律铸在元世祖时曾三任中书左丞相，其孙耶律希亮官至翰林学士承旨，耶律希亮之弟耶律希逸官至参知*事、征东行省左丞，官秩均在正三品以上，其余家族成员，亦得品官，封妻荫子，不可谓不荣耀。但细读史传，并结合他们的诗文集来看，可以发现耶律楚材家族在金元时期的处境较为尴尬，内心充满焦虑，并非完全是备受宠信。诗文作品往往是作家内心感情的真实表露，即便使用修辞手法，即便有难言之隐，读者细细体会，也能感受其喜怒哀乐，读出弦外之音。因此，结合史传记载和本人的文学作品，可以探求历史的真实之处，从而达到知人论世、读懂弄通作品的目的。
一
耶律氏皇室贵族在辽亡之后即进入没落期。所谓没落，一是地位的降低，由贵族变为平民或奴仆，由俯视变为仰视，地位自然下降，生存状况、田舍财产也相应发生变化；二是文化心理的失落，由国族变为附庸，优越感骤然消失，卑下心理尚未完全形成，俯首帖耳听命于原本看不起的新主子，毕竟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女真本来受契丹统治，且灭辽过程中与契丹人经历了无数次殊死搏杀，立国之后，报复心态必然存在，虽不是置之死地而后快，但总不会与契丹人平等相处。故而金代统治者虽然也任用契丹人为官，但终究不能放心使用，主官大多是女真人，契丹人多数只能做副手——毫无疑问，大权一定会牢牢掌握在女真人手中。从民族心理方面进行分析，辽为金所灭，契丹人与女真人内心深处隔着一层，很难融为一家。以耶律楚材家族为例来看，耶律履的养父耶律德元在金官至兴平*节度使，是地方**长官，可谓得朝廷重用与信任，但那也只是金廷优抚、利用、怀柔的手段，用此契丹人讨伐和治理彼契丹人，同时显示皇恩浩荡，令契丹臣民感恩戴德，从而效忠金廷。《金史》云：“海陵时，契丹人尤被信任。”此种信任，实为对贵族上层的相对信任，对底层百姓依然盘剥并防范。当然，这种情形并未延续多久，海陵南伐时，民怨沸腾，起义者此起彼伏，其中尤以契丹人为多。正隆至大定间，“契丹部族大抵皆叛”，女真与契丹的关系极度紧张，由矛盾冲突再度升级至战争状态。对此，佟宝山甚至认为“整个有金时代，要求复国，时刻想往重振大契丹的信念仍然是每个契丹人的心态”。此语虽然有值得商榷处，但可以肯定，至少部分辽室贵族具有这种心态，例如《金史·萧裕传》载：“海陵猜忍嗜杀，裕恐及祸，遂与前真定尹萧冯家奴、前御史中丞萧招折、博州同知遥设、裕女夫遏剌补谋立亡辽豫王延禧之孙。”世宗虽号“小尧舜”，但对大定间契丹人之变乱，仍然无计可施，有“契丹岂肯与我一心也哉”的感叹。金章宗明昌二年（1），下诏禁止使用契丹文字，这对于契丹士人来说，其痛苦恐怕近似于灭族。
耶律履画像
耶律履正当金世宗、章宗盛世之时，他学识渊博，精通汉字、契丹大小字、女真字，通《周易》、历算、书绘，可谓博学多才，从史传记载来看，他对于金廷忠心耿耿。但即便如此，他依然长期沉沦下僚，郁郁不得志，直到五十一岁时还做着翰林修撰（从六品）这样的小官，由此可见契丹人的处境与运势。元好问感叹：“公于是时汩没文字间者余二十年”，即指此事。耶律履《次韵仲贾勉酒》曰：
中年刻意学刓方，世故时来鲠肺肠。醉悟禅逃人未觉，心安贫病士之常。
能无知命穷《周易》，便肯行歌拟楚狂。着脚直须平旷处，糟丘极目是吾乡。
不肯随波逐流，故“世故时来鲠肺肠”，忠而不为所用，故欲“行歌拟楚狂”，虽然究于《周易》而知命之穷达，但心中依然抑郁不平，谈吐之间，不觉溢于言表。类似的情感在《史院从事日感怀》一诗中亦有所表露：
不学知章乞鉴湖，不随老阮醉*垆。试从麟阁诸贤问，肯屑兰台小史无。
一战得侯输妄尉，长身奉粟愧侏儒。禁城钟定灯花落，坐拊尘编惜壮图。
既无*功以报国家，亦不能讽谏以正君主，虽言愧疚，实乃牢骚之语。大好时光空耗于“尘编”中，而辅佐君主治理国家之“壮图”不得实现，甚为可惜。然而可惋惜者太多，谁都难以把握，遇与不遇、用与不用都与个人机遇有关，这都为上层统治者一手掌握。士子文人得遇明君则飞*腾达，就有机会一展宏图，尽平生所学，不得遇则沉沦下僚，亦无可如何。
耶律履曾作《奉诏写生五十幅》，从题目看似乎很是得意，奉皇帝旨意写生作画，宠信有加。诗中有句云：“不似凌云书榜日，圣朝宽大许商量。”说其绘画时间并无限制，甚至可以允许“商量”。事实是否如此？查元好问为耶律履所作《神道碑》，曰：“二十年，诏提控衍庆宫，画功臣像，以稽程降应奉。”“应奉”，即“应奉翰林文字”，官秩从七品。《金史》本传文字与此大体相同，惟“稽程”改为“过期”。此时耶律履已年届五十岁，因为作画衍期，受到处分，官职降至从七品。当然，目前我们还无法确证《奉诏写生五十幅》与画功臣像是否为同一件事，但是从其作画误期被降职一事来看，“圣朝”并不“宽大”，亦不“许商量”，耶律履在女真统治者眼中，不过是一个画工、文士而已，浮沉升降，皆可随意摆弄。
耶律履与其三个儿子在金为官，尽职尽责，耶律善才甚至在被蒙古国索理北归时投护城河自杀，以示对金统治者之忠，但女真人骨子里并不信任契丹人。元好问称耶律履在金“为通儒”，可知耶律履精通儒家经典。耶律履谏阻章宗读《左氏春秋》之事，则说明耶律履亦通《左氏春秋》之学。令人奇怪的是，耶律履晚年生耶律楚材时，正在朝廷做尚书右丞，却“私谓所亲曰：‘吾年六十而得此子，吾家千里驹也，他日必成伟器，且当为异国用。’因取《左氏》之‘楚虽有材，晋实用之’以为名字”。身居相位而有此异心，可见其为官并不如意。有一件事可以说明这种情况，此事不见于《金史》本传，但见于《食货志》：
章宗大定二十九年十一月，上封事者言，乞放二税户为良。省臣欲取公牒可凭者为准，参知*事移剌履谓：“凭验真伪难明，凡契丹奴婢今后所生者悉为良，见有者则不得典卖，如此则三十年后奴皆为良，而民且不病焉。”上以履言未当，令再议。
移剌履即耶律履，是契丹人音译的不同写法。耶律履为契丹奴婢请命，主张凡他们所生孩子一律改为良人，三十年后社会积弊全部清除，这完全出于公心，表面看是站在契丹人立场上，但对于金朝社会稳定来说，是谋长久之策，但金章宗“以履言未当”，直接否定了他的建议。所以耶律履在《和德秀道济咏李仲茂自得斋诗韵二首》（其一）中自嘲“我为物囿劳机算”，在看破世俗之后“愿策驽顽袭后尘”，对李仲茂的隐居表达出羡慕之情。
有金一朝，契丹人叛乱此起彼伏，故女真人对契丹人虽亦进用，但疑忌、排挤、阻挠之举亦间有之。许多契丹人也不甘心始终被女真人奴役，这正是成吉思汗对耶律楚材所说“辽与金为世仇”的关键点。耶律楚材家族为辽皇室后裔，在金代的处境十分尴尬，虽然耶律履后来被连续超擢，“识者犹以不能亟用，为世宗惜之，”其实这只是金廷笼络人心的手段而已。
在朝中除了受到女真人的压制之外，耶律履还为其他官吏所排挤。世宗欲加罪纂修《海陵实录》的御史大夫张景仁，耶律履为其辩护，提及往日张景仁诬蔑、排挤自己的一件事以说明自己为其辩护乃出于公心，述其事略曰：“臣以小字为史掾，景仁以汉文为史官。予夺之际，意多不相叶。且谓臣藏匿《辽史》。秩满，移文选部，使不得调。此私隙也。今对上问，公言也。臣不敢以私害公。”可见契丹人在金为官，受到左右夹攻，处境实在艰难。
耶律履熟读儒家经典，深受儒家安贫乐道思想的影响，他以陶渊明等古代隐士为榜样，对“骨相癯儒真可人，飘然野鹤出清晨”的隐士赞美有加。山林是自由精神的栖息地，归隐山林田园，脱去尘俗的羁绊，虽然生活清贫，但精神富足，德操高洁，所以耶律履诗云：“乐贫况味初无间，种德功夫谅有邻。”虽居陋室，虽处僻地，惟吾德馨，“文章日益宁为意，富贵浮云非所求。”元好问评价耶律履“为通儒，为良史，为名卿材大夫”，但他“问学不图攀月桂，孤高那与比霜筠”，其后虽被金章宗屡次超擢，官拜参知*事、尚书右丞，但他“才入*府，即乞罢”，则是由于进退失据。贪恋功名不如全身而退。
在耶律履生平中，有一件极为巧合的事：金章宗明昌二年（1）四月下诏罢契丹字，耶律履于此年六月去世，或许耶律履之死是因身体疾病而致，但也有可能与章宗全面取消契丹字有很大关联。如果二者发生关联，这恐怕就是后来身为中都左右司员外郎的耶律楚材受到成吉思汗征召，决意舍弃慈母、爱妻、幼子，不远万里赴蒙古大营，全心全意为蒙古人服务的一个主要原因。
二
凡朝廷用人之际，往往求贤若渴，凡有一技之长者，不问其家世，不计其瑕疵，故经世治国之才与鸡鸣狗盗之徒，皆得进而用之。但坐稳天下之后，既有闲暇，则生疑忌，前生后世，新账旧账，此时或全部被揭发出来。所谓“蜚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是也。详读历代史书，此等事例比比皆是。降而复叛者，岂尽朝三暮四之人哉！
耶律楚材通过三年“冒寒暑、无昼夜”的参禅，大概早已看透了俗世百态，故其虽然应成吉思汗之召，但头脑始终十分清醒，绝无妄言妄行。蒙元肇始，风云际会，偏重杀伐征战、攻城掠地，耶律楚材作为一介儒生术士，自然不能有大的作为。虽然乐得清闲，但功业不遂、壮志难酬，这种失落一直萦绕心中。从其现存诗作来看，诸如“一圣龙飞敢择君，嗟予潦倒尚无闻”（《和景贤十首》其三）、“君方沦落羞看我，我亦飘零懒问君”（《槐安席上和张梅韵》）、“牢落十年扈御营，瑶琴忘尽水仙声”（《用李德恒韵寄景贤》）等等，均表达出这种困顿蹭蹬不得志的心态。而“风云未会我何往，天地大否途难通”“有意攀龙不得上，徒劳牙角拔犀象”（《用前韵感事二首》）等诗句，则反映出前路渺茫、不知何去何从的苦闷。《再用韵自叹行藏》集中表达了这种思想：
箕裘家世忝先君，惭愧飘萧两鬓尘。自古山河归圣主，从今廊庙弃愚臣。
常思卧隐云乡外，肯效行吟泽国滨。驿使不来人已老，江南谁寄一枝春。
据王国维所撰年谱，本诗作于年，此时成吉思汗刚刚去世，窝阔台尚未登基。在群龙无首、杀伐征战之际，耶律楚材作为一名儒士，手无兵权士卒，不受重视，自然感慨万千。
耶律楚材画像
耶律楚材在说服察合台和拖雷拥立窝阔台继承汗位之后，逐渐受到重用。耶律楚材的*治抱负终于可以有机会实现，而其治理才能也得到了窝阔台和诸多下属的认可。“条便宜一十八事颁天下”，“奏立燕京等十路征收课税使，凡长贰悉用士人，如陈时可、赵昉等皆宽厚长者，极天下之选”，这些措施施行之后成效显著。刘晓认为，“在为蒙古统治者敛财的才能显现出来后，耶律楚材开始日益受到窝阔台汗的宠信”，但“由于受到来自蒙古守旧势力与西域回回势力的夹攻，他的改革措施在贯彻实施中受到了巨大阻力”。契丹人在元朝时所处的地位虽然比金代总体上要好一些，但依然不能与蒙古人和色目人分庭抗礼。如刘晓所言：“蒙古统治者从其草原游牧社会的落后意识出发，把能否掠夺到更多的人力财物，作为自己的首要任务，当耶律楚材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他们的需求时，蒙古统治者就对他信任有加，而当有人（像奥都剌合蛮）能够为蒙古统治者掠夺到更多的物质财富时，蒙古统治者自然就要转移他们的信任对象。”这也是耶律楚材虽然一度官至中书省最高长官，但在窝阔台汗后期仍然被疏远的主要原因。
对于这种疏离，耶律楚材早有觉察，并通过与朋友唱和的诗歌表现出来。如“名遂宜思退，机危乃自戕”（《再和世荣二十韵寄薛玄之》）、“直须勇退中书事，未肯荣贪留国侯”（《又和仲文二首》其二）等即是，但“闾山旧隐天涯远，梦里思归梦亦难”（《和薛伯通韵》），走为*之路，向上很难，一直位居高位更难，要想回头却是难之又难，走到最后，以至于做梦隐居都成为难事了，可见耶律楚材心态之矛盾复杂。
蒙古统治者对于耶律楚材仅仅是疏离，还不至于到加害的地步，但同朝官吏的谗言、诋毁与排挤则不仅令人防不胜防，而且可能致人于死地。如《中书令耶律公神道碑》载回鹘人阿散迷阿失诬告耶律楚材私用官银一千锭，元太宗“召阿散迷阿失诘之，遂服其诬”。另有一人，名咸得不，“以旧怨，尤疾之，谮于宗王曰：‘耶律中书令率用亲旧，必有二心，宜奏杀之。’宗王遣使以闻，帝察其诬，责使者，罢遣之”。若不是元太宗十分了解耶律楚材之人品，可能真会听信奸佞谗言，而耶律楚材也将身处极其危险的境地。生前如此，死后亦不得安宁，“有谮楚材者，言其在相位日久，天下贡赋，半入其家。后命近臣麻里扎覆视之，唯琴阮十馀，及古今书画、金石、遗文数千卷”。耶律楚材对蒙元如此忠心耿耿，在其为相之时，却“为伴食所沮，曾不得行其道之万一”（耶律铸《拜书尊大人领省瓮山原茔域寝园之壁并序》），确实是很可惜的。
赵其钧在《透视元代文人精神文化·引言》中说：“元代文人在文化的冲突、变异中失去了原有的身份、地位与归属，如何在心灵的巨痛、震荡之余，重新选择人生，在另一番事业与价值追求中，找到另一种归属感，从而获得精神寄托、思想表达、情感交流、男女情爱、山水欣赏、文化娱乐、文艺创作等等，由此也必然表现出他们的生活心态、审美观念，这也就是元代文人在痛苦而艰难的‘文化适应’过程中所形成的极具特色的精神文化。”这一结论虽主要是针对汉人知识分子而言，但对于一直奉儒守官的耶律楚材来说，又何尝没有“痛苦而艰难的文化适应”？
耶律楚材主张“以儒治国”，济世泽民的理想始终萦绕其心，念念不忘，故其旨归，是儒家入世思想。同时，他又强调“以佛治心”，曾跟万松行秀参禅三年，看破世事荣枯浮沉，对陶渊明深表认同，不时流露出归隐之心。所以他一方面高唱“泽民致主本予志”“泽民济世学英雄”，另一方面又有壮志难酬的牢骚，“流落遐荒淹岁月，赢得飘萧双鬓雪”，于是要“收拾琴书归去来”。这种矛盾的思想经常出现在他的诗作中，“此身未退心先退”正是当时他内心的真实写照。他还有《和裴子法韵》一诗，诗前有序文，对裴子法斥陶渊明不能出世安邦进行反驳，云：“君子道消，小人道长之时，渊明见机而作，挂印绶而归，结社同志，安林泉之乐，较之躁进苟容于小人之侧者，何啻九牛毛耶？”这既是对陶渊明归隐的赞同与理解，又可以作为他在仕隐之间徘徊的最好注脚。
仕与隐，大约是文人内心天平的两端，摇摆不定，总难一直平衡，故耶律楚材诗云：“岂止渊明慕松菊，晋室高贤十八九。”只是较少有人下定决心弃官归隐罢了。
三
大凡人得意之时，意气风发、满腔热情，要成就一番大事业，一心要“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受到挫折或被贬之时，则后悔当初入仕的选择，羡慕“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的自由生活。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归隐田园；李白人生理想难以实现，则曰：“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耶律楚材家族虽是契丹人，但感情上与汉人并无本质区别，所谓“情同此情”，在仕与隐的问题上也会出现徘徊与矛盾。
这种情况到了耶律铸时变得更为复杂。耶律铸在乃马真氏当*时嗣领中书省事，在定宗贵由汗时比较受宠信，定宗死后失烈门与蒙哥争夺汗位，耶律铸原属于失烈门一派，故差点在这次斗争中丢掉性命，幸亏忽必烈出手相救，才得以保全。所以宪宗蒙哥汗去世之后，阿里不哥与忽必烈争汗位，耶律铸毅然抛妻别子，只身一人投奔忽必烈。忽必烈即位后曾三次任命耶律铸为中书左丞相。从官职上来看，可谓位高权重，是忽必烈最为信任和倚重的官员；从耶律铸的诗文来看，他对忽必烈忠心耿耿，以身家性命相许。对于这种感恩之情，耶律铸有《前结袜子》和《后结袜子》诗，在序言中明确用李白《结袜子辞》的含义，“言感恩之重，而以命相许也”。其后为蒙元南征北战，东征西讨，出谋划策，屡建奇功。在征南宋时，耶律铸为平章*国重事，掌握*机枢要，地位仅次于伯颜，且其《双溪醉隐集》中有《南征奏捷》《南征捷》《拔武昌》《战芜湖》《下江东》《定三吴》《克临安》《江南平》等诗，但关于他是否参与平宋之战，不见史籍文献有丝毫记载，从《元史·世祖本纪》及《耶律铸传》来看，许多重大事情亦不见耶律铸的身影，这似乎不合常理。对于这个问题，白寿彝总编的《中国通史》中有一段话，论说其处境：
作为先朝旧臣，耶律铸在忽必烈即位后屡罢屡起，是当时*局多变在他身上的一种反映。他继承其父“以儒治国”的家教，无疑是倾向推行汉法的。但是他与汉法派主流人物似乎只有同盟的关系。即使在台上，他也位高而权不重，这又与他不在意于积极用世有关，他后来宁可醉酒赋诗以自娱自乐。
其实，如上文所述，耶律铸并非“不在意于积极用世”，从其所作部分乐府诗及《赠御史》《天香台赋》《大尾羊赋》等诗文可知，他胸怀天下，忧国忧民，意欲有所作为，只是左右均受排挤，“醉酒赋诗”亦是无可奈何之举。究其原因，正如李强所言，耶律铸仕途的起伏“肇始于其父亲在世时与色目人的斗争”。从其《双溪醉隐集》中现存诗文看，他经历了太多的*治斗争，看透了*局变幻，正如他在《寄高仲杰》诗中所谓“一枕功名梦，半年风雨床”，伴随功名而来的是太多的风雨和是非。
功名是身外之物，今日得之，可能明日失之，但*治上的恩怨却不会随着官职的辞去或罢免而消失，在位之时人皆敬畏，罢免或被贬谪时就会有人落井下石，痛下杀手。耶律铸在《拟西昆体后阁》中云：“功名是何物，只合付儿童。”对于这些道理，稍读一些史书就可以看透，更何况是身处其间、沉浮数十年的耶律铸，所以他的退隐决心更强。耶律铸最后罢相，其中一条被弹劾的理由就是“不纳职印”，可见他对官场确实已经厌倦，即便宰相之职，对于他来说都不重要了。
太过于清醒者往往最痛苦，所谓“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无人能会其登临之意、长啸之歌，这种失落与惆怅才是人生的大寂寞。与其清醒，不如大醉，耶律铸在《独醉园赋》中大呼：“浇我胸中之块磊，涤我渴心之尘埃。”饮酒之后，忘怀得失，忘却现实的痛苦，如阮籍，如刘伶，岂是真正为饮酒而饮酒者？耶律铸晚年深受老庄思想影响，自号独醉道者，作《独醉道者赋》《独醉园赋》《独醉亭赋》《独醉园三台赋》，看淡得失荣辱，“毁之不怒，誉之不喜”（《独醉园赋》），其《独醉道者赋》云：“曾不知出荣辱之境，曾不知入是非之域。”决意不再关心世事，惟以饮酒为乐，独自享受这种孤独与落寞。当然，暂时的麻醉与忘却，终究不能抚平被疏远与贬谪的哀痛。耶律铸被罢相，徙居山后不久即病逝，可见其并不能完全释然。
耶律楚材家族后人在元朝的地位渐渐下降，而从其种族等级来看，介于色目人和汉人之间，其处境与当时众多的汉人儒士有相似之处。陈高华等人在《元代文化史》中说：“蒙古统治者在*治上重吏轻儒，又有一套民族等级制度，士人特别是南方士人仕途不畅，很难施展‘用世’的抱负。”耶律楚材家族虽属契丹人，但由于长期汉化，已经成为一个“奉儒守官”的家族，在金元易代之际，交融于女真、蒙古、色目、汉等族群中，既想求得当权者的赏识，又要连结同道的支持，还要维护自身的利益，生存难度确实很大——契丹人最终在元末融合于各民族之中，这大约可算其中的一个原因。
家族演变是时代发展的缩影。消长盈亏，荣枯无常，物极必反，盛极必衰。且不说改朝换代带来的革故鼎新，就是一朝天子一朝臣的更迭动荡，亦足以使为公卿者转瞬锒铛入狱，更有夷灭九族、家族消亡者。“是非成败转头空”，从耶律楚材家族逐渐走向没落的情况来看，荣耀显贵只是表面，无奈落寞才是更为真实的状态。从耶律履、耶律楚材和耶律铸祖孙三人的诗文中，可以看到契丹文士在历史洪流中的无奈与顺从，也可以深刻感受到金元历史发展对契丹文学的影响。耶律楚材家族的文学创作，因其独特的情感表现，给中国文学带来了新的审美内容。同时，虽然有些契丹文士在金元时期不知如何应对*权变更的形势，内心焦虑，但他们使用汉语进行文学创作，“使中华文学的丰富性与多样性特点得以充分体现，同时也为推动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化进程做出了贡献”，体现出对中华文化的认同，体现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圆融大气”，值得我们特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