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介生
：中国古代边疆意识经历了一个复杂而曲折的发展过程,具有十分突出的特点与局限性。早期传统士大夫更强调以"中国"国内为重,强调爱惜民力,不免鄙视周边领土与民族,边疆甚至被视为"无用之地",故而常常将固守疆土与穷兵黩武混淆起来。对边疆地理认知的匮乏,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边疆意识的进步,而边疆争端与边疆争议是激发边疆意识成熟的催化剂,对于边疆民族与地理环境认知水平的进步,也是深化边疆意识最重要的前提条件之一。从"无用之地"到"一寸山河一寸金",再到"不可轻言弃也",都标示着中国古代边疆意识的阶段性提升、成熟与进步。
：安介生，男，汉族，祖籍北京市，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领域为历史人文地理、中国移民史与地方史等。：中国古代地理认知边疆争议边疆意识：复旦大学三期重大项目“清代至民国时期边疆地区户籍管理与民族认知研究”(项目编号:RWXKZD)与“中国崛起背景下边疆发展与周边外交的统筹研究”(项目编号:SHKXQN)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引言
所谓“边疆意识”，应包括什么是“边疆”，“边疆”的实际范围在哪里，“边疆”的重要性与价值体现在哪些方面，如何处理与“边疆”相关的问题等等，涉及到一个时期整个社会各阶层人们对于边疆及相关问题的认知、评价与应对之策，具体包括边界划定、边疆防守*策、边疆民族社会、边疆区域经济开发等诸多等问题的认知与处置。中国自古边疆地域广大，边疆意识的相关记录相当丰富。如古文献中与“边疆”相类及相关的词汇不少，如“边疆”、“边圉”、“边地”、“边界”、“边陲”、“边方”、“边鄙”、“疆埸”、“封疆”等等。
不同时代有不同的边疆意识。中国古代边疆意识经历了复杂的演化过程，是中国古代*治思想史、国防史与地理认知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边疆意识，在实质上是一种特殊形态的国土意识，能够切实考验一个*权与民族对于自己疆土的关切程度与责任感。边疆形态与边疆意识，具有很强的因承性。研究与重新思考中国边疆争议及边疆意识问题，对于今天边疆及相关问题的研究与应对，具有不可或缺的参考价值与意义。
在本文中，笔者试图在前辈学者研究与讨论的基础上，以历代重要的边疆争议事件为线索，对中国古代边疆意识的形成过程、特征及演变趋势作一番勾勒与分析，着重突出各种历史、地理等主客观因素对于边疆意识的影响，以就教于高明。
一、先秦时期：边疆意识萌芽及初创阶段
先秦时期是中国*治与*权建设的草创及调整时期，也是边疆意识的萌芽与初创时期。就*体形态而言，万邦并存，小国林立，是先秦时期*权形态与*治地理的最突出特征之一，故而被研究者称为“万邦时代”。划野分疆，是*权建设的基础与和主要途径之一，故而有“疆理天下”或“疆理南北”之说。唐颜师古释曰：“疆理，谓立封疆而统理之。”
明确边界线的划定，是国与国之间和睦相处的基础。疆界意识的建立，是先秦时期*治及*权建设的一个重要成就。“天下之立国宰物，尚矣，其画野分疆之制，自五帝始焉。”孟子也指出：“夫仁*，必自经界始。经界不正，井地不钧（同均），谷禄不平。是故暴君污吏必慢其经界。经界既正，分田制禄，可坐而定也。”疆界不分，产权不明，自然会引起一系列矛盾与冲突，疆界与土地的分割，本质上就是现实*治权利与经济利益的划分及分割。
夏、商、周三代在名义上都是一统的王朝。特别是西周初期实行“封建“之制，影响深远。“封建”之本义，是“封邦建国”，“封”字之本义，即垒土为界。“封者，聚土之名也。天子之建诸侯，必分之土地，立其疆界，聚土为封以记之，故建国谓之封国。”“封邦建国”的理论依据，便是《诗经》所云：“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然而，这种不免空幻的“一统”理想，不得不让步于现实中的疆土争夺。随着*权与国家的发展，各国的疆域处于不断变化之中，故而，边疆形态也处于不断变化之中。如春秋时代是大国兼并小国的时代，如“四大强国”，即齐国、晋国、秦国、楚国，都有一个由小到大，开疆拓土的过程。晋国原来只是一个仅拥有“百里之地”的小国，后来逐渐成长为春秋霸主及“四大强国”之一。
之所以称先秦时期为边疆意识萌芽及初创时期，还因为实体化的疆界，如长城、河界堤防等，已在战国后期出现。战国时期为抵御匈奴入侵，沿边国家已开始广筑长城。如《史记?匈奴列传》载云：“……于是秦有陇西、北地、上郡，筑长城以拒胡，而赵武灵王亦变俗胡服，习骑射，北破林胡、楼烦，筑长城，自代并阴山下，至髙阙为塞。……燕亦筑长城，自造阳至襄平，置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郡，以拒胡。当是之时，冠带战国七，而三国边于匈奴。”此外，各个*权为了维护本国利益往往不择手段，“以邻为壑”。《汉书?沟洫志》载云：“盖堤防之作，近起战国，雍防百川，各以自利。齐与赵魏，以河为竟（同境）。赵、魏濒山，齐地卑下，作堤去河二十五里。河水东抵齐堤，则西泛赵、魏，赵、魏亦为堤，去河二十五里。”显然，当时堤防的意义不仅限于水利工程，而主要作为疆域分界线的标志了。
先秦时期边疆意识形成的基本地理格局，应是所谓“中国”与“四海”。而古文献中所谓“四海”，并非指位于四个不同方位的“海”，如《尔雅?释地》云：“九夷、八狄、七戎、六蛮，谓之四海。”当时的民族分布特征，是所谓“华夷五方格局”，即中夏、东夷、西戎、北狄、南蛮，是当时人们对于天下民族地理分布状况的基本认知。《释名?释水》云：“海，晦也，主承秽浊，其水黑如晦也。”“四海”一词，可以清楚表明，当时人们对于所谓“中国”以外广袤区域的认知是极为模糊的，或者说知之甚少。“中国”与“四海”之间自然谈不上什么疆界争端及划界争议了，因此，我们在文献中所看到的只是“中国”内部诸国的疆界争端，疆界冲突。然而，随着各国实力的增强，向外拓展的条件遂渐成熟，晋、齐诸国疆域拓展的历史充分证明了这一点，“狄之广莫（漠），于晋为都，晋之拓土，不亦宜乎？”就是当时各国疆域发展状况最准确的说明。不过，其扩展范围也仅限周边地区而已，如与后世疆域比较，先秦时期所谓“中国”的总体面积是相当有限的，诚如北宋学者洪迈在《容斋随笔》中所指明的情形：“成周之世（即东周时期），中国之地最狭，以今地里（同理）考之……盖于天下特五分之一耳。”这里必须说明的是，洪迈所谓的“天下”，也仅指北宋的疆域范围而已。
二、从两汉至隋唐时期：边疆意识初步形成时期
外在敌对势力的威胁，是边疆意识形成与强化的主要催化剂之一，古今中外，都是如此。从秦汉到隋唐前期，中原王朝的最大威胁，都是来自塞北，如匈奴、鲜卑、高车、铁勒、突厥、回纥等。因此，长城一线，不仅是中原王朝所建的防御工程，而且是中原王朝与北方民族*权之间的最重要的边界标志。正如《史记?匈奴列传》所载汉文帝所云：“先帝制：长城以北，引弓之国，受命单于；长城以内，冠带之室，朕亦制之。”“南有大汉，北有强胡（也可泛指其他非汉民族）”，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成为中国民族与*治地理格局的最主要特征。关于长城的重要作用，西汉人侯应曾经作出最为详实的论述。汉元帝时期，汉匈关系缓解，呼韩邪单于入朝，王墙（或名嫱，即王昭君）出塞和亲。为感谢汉朝的恩德，呼韩邪单于提出“罢塞”之请，一时朝臣附和者不少。而熟习边事的郎中侯应却明确表示反对，上书陈述罢塞“十不可”的理由。首先，阴山以南的地区，处于长城以北，土地广袤，水草丰美，对匈奴人的生存至关重要。汉朝*队经过浴血奋战，已占据其地，并形成重要的战略缓冲地带，对于维护汉朝北边防御体系至关重要，而“罢塞”则意味着放弃这大片来之不易的土地，并从根本上破坏汉朝原有的防御体系。其次，汉匈关系并非“铁桶一块”，存在着变数，“安不忘危”，而撤除边塞防御体系，一旦汉匈关系有变，悔之已晚。其三，即使单于恭顺，也难以避免匈奴部众的南下抢掠，没有长城之防，沿边百姓必受其祸。其四，中原王朝建立完整的关塞体系，不仅有着边防考量，也出于内部治安的需要，而边塞长城之建，也并非单纯防御匈奴之需，边疆地区还有为数众多的其他民族降民，以及其他民族的武力威胁等等。简而言之，关系和睦*权之间或许可以废除壁垒森严的防御工事，但是绝不能废除边界线。侯应的言论最终让汉元帝及朝臣们彻底打消了“罢塞”的想法。
秦朝的统一，开创性地在中国境内实现了较大地域范围的*治统一，而统一*权的维护与稳定，需要建立一体化的边疆管理与武装防御体系。然而，对于疆域广大的王朝*权而言，开拓边疆，维护疆域，保护边疆，修建规模宏大的*事防御工事，往往会付出巨大的代价，广大百姓的经济及劳役负担极重。因此，在维护广大疆域的*治理想与现实的社会生存及人力资源之间，往往产生出剧烈的的对立与冲突。在这一方面，秦朝便是一个典型。秦朝在极短的时间里，在疆域建设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是，也为此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在这方面最经典的评论，是西汉贾谊的《过秦论》。在这篇长论中，贾谊充分肯定了秦始皇开疆拓土的功业，如云“……及至始皇奋六世之余烈，振长策而御宇内，呑二周而亡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执敲朴以鞭笞天下，威振四海。南取百越之地，以为桂林、象郡。百越之君，俛首系颈，委命下吏，乃使蒙恬北筑长城，而守藩篱，却匈奴七百余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士不敢弯弓而报怨。”但是，在陈胜、吴广起事后，秦朝的显赫功业在很短的时间里土崩瓦解，最终沦为天下人之笑柄。贾谊从中总结出一些重要的*治理念，如“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牧民之道，务在安之而已。”秦朝在疆域建设方面的功过得失，成为后人不惮其烦地反复引述的“前车之鉴”，而贾谊据之而引导出的*治理念，也对于中国传统边疆意识的形成与发展产生了难以抹灭的影响。
西汉建立伊始，受到塞外匈奴部族集团的严峻威胁。起初，限于经济与*事实力，西汉朝廷妥协退让，以求自存。时至汉武帝时期，始变退避防御为主动反击，在边疆建设方面取得重大进展，然而，汉廷内部关于边疆问题的争议也由此产生。如“位在三公”的御史大夫公孙弘先是“盛毁西南夷无所用”，反对西南边地之开拓。而当汉朝建置朔方郡与东海郡之后，他又表示反对：“以为罢（同疲）弊中国，以奉无用之地。”结果，汉武帝派出朱买臣等人与之相驳难，公孙弘最终赞成建设朔方郡，依然不同意建置东海郡及开拓西南。更为甚者，一些朝臣对于汉武帝反击匈奴的行动也发出了批评意见。其中，最为著名的反对言论来自主父偃、徐乐、严安等三人。主父偃等人引述《司马兵法》之语：“国虽大，好战必亡；天下虽平，忘战必危”，以秦朝之亡败为例，强调指出：“夫务战胜，穷武事者，未有不悔者也，”以此反对汉朝主动讨伐匈奴。当然，我们也可以看出，三人言论之所以能够打动汉武帝，更在于他们提出了汉朝所存在的严重内患问题。正如徐乐所云：“天下之患在于土崩。”“土崩”就是指天下百姓的反叛。“间者关东五谷不登，年岁未复，民多穷困，重之以边境之事，推数循理而观之，则民且有不安其处者矣。不安故易动。易动者，土崩之势也。”这些“非战”的观点虽然强调以民生为重，爱惜百姓，但是并没有全面分析与说明当时外来侵掠对于边疆地区的威胁及伤害程度，将穷兵黩武的战争与守护疆土的行动不加区别，或简单等同起来，显然失之简单与粗浅，只是在内患严重的特殊条件下才为皇帝所接受。但是，无法否认，主父偃等人的“非战”言论，同样影响到后世边疆观念的形成。
必须指出，“非战”思想的盛行，不可避免地引起对于边疆戍守意志的动摇。如西汉前期，匈奴与汉朝曾因屯田问题在西域车师地区（在今*吐鲁番与吉木萨尔之间）展开激烈争夺，至元康年间（公元前65至前61年），汉宣帝与赵充国等人商议，准备乘匈奴内部损耗，北征匈奴，以解除袭扰问题。而大臣魏相却上书表示反对，认为车师屯田争端不足以兴兵征伐，劳民伤财。且指出：“今边郡困乏，父子共犬羊之裘，食草莱之实，常恐不能自存，难以动兵。*旅之后，必有凶年，言民以其愁苦之气，伤阴阳之和也，出兵虽胜，犹有后忧，恐灾害之变，因此以生……”魏相的主旨即主张将国内百姓的生存问题摆在对外征伐之前，否则，内乱起于萧墙之内，将会产生难以预料的后果。汉宣帝最终接受了魏相的劝告，取消了攻击匈奴的打算。至神爵年间，匈奴又派遣骑兵猛攻车师城，西域校尉郑吉向朝廷请救增加屯兵，然而遭到朝臣们的抵制，“公卿议以为道远费烦，可且罢车师屯田者”。最终汉朝*士只好将车师国民众迁走，在相当长的时间里退出了这一地区。
当然，西汉时期影响最大的边疆争议与让步，还是珠厓等郡的弃守。西汉平定南越国之后，在岭南地区设置了不少“初郡”，其中包括位于今天海南岛的珠厓、儋耳等郡。时至元帝初年，珠厓、儋耳等地民众反复反叛、连年动荡的问题惊动了中央朝廷。针对上述情况，汉朝朝廷形成两种对立的意见，一种主张用兵镇压叛乱，以维持原有*区建置，可称为“固守派”；另一种则主张撤回官吏，放弃这些地区，可称为“放弃派”。贾捐之就是“放弃派”的代表，并为此撰写了长篇奏疏，全面地阐述了他的观点。贾捐之为贾谊之曾孙，他在论疏中首先简要回顾了中原王朝的疆域发展史，着重阐明上古三代时期所辖地域范围是相当有限的。“三圣之德，地方不过数千里。”“武丁、成王，殷周之大仁也。然地东不过江*，西不过氐羌，南不过蛮荆，北不过朔方。”即使是在秦朝大力开拓疆域之后，也只是“南不过闽越，北不过太原”，疆域范围并非如想象中之广大。其次，贾捐之对汉朝开拓疆土历程及功过得失进行了评述。如汉武帝在国力强盛之时，大举反击外来侵袭，疆域面前空前拓展，“东过碣石，以玄莬、乐浪为郡，北却匈奴万里，更起营塞，制南海以为八郡。”但是，也为此付出了令人痛心的生命与财产损失，严重影响了广大民众生活。“父战死于前，子斗伤于后，女子乘亭鄣，孤儿号于道，老母寡妇饮泣巷哭，遥设虚祭，想*乎万里之外。”再次，贾捐之着重强调当时汉朝国内灾荒严重，形势堪忧，不宜兴师远征，否则后果难以设想。“今天下独有关东，关东大者，独有齐楚，民众久困，连年流离。离其城郭，相枕席于道路……此社稷之忧也。”在这篇长论结尾之处，贾捐之甚至提出了几条边疆拓展的“标准”或“原则”：“臣愚以为非冠带之国，《禹贡》所及，春秋所治，皆可且无以为，愿遂弃珠厓，专用恤关东为忧。”即非冠带之国，《禹贡》所论及，《春秋》所曾建治的地方，均可弃之不取。
贾捐之关于“弃珠厓”的论述，可谓中国传统时代最具代表性，且最具影响的“边疆论”之一。可以看出，魏相、贾捐之等人的“边疆论”的特点，是以中原王朝核心利益为主导，爱惜百姓的生命财产，中国为主，内忧为先，强调以德柔远，不以拓边扰民伤民。这些观点不乏可取之处，值得统治阶层的高度注意。但是，安抚内地百姓与保卫边疆，并不是总处于绝对的矛盾及冲突的状态，边境冲突与外来侵略，往往对于边疆地区百姓的生命财产安全形成巨大的威胁与破坏，保卫边疆，也意味着保护边疆人民的利益与生命财产安全，保护内地百姓利益，不能以牺牲边疆百姓的利益为代价。再者，贾捐之提出的疆域取合标准，无疑过于消极，甚至有些荒谬与荒唐了，根本没有可操作性。其主旨即以先秦时期所谓“中国”的疆域范围，来限定两汉时期的疆域发展，完全排斥疆域自然与合理的发展过程，以及反击外来侵略所获得的成果。与先秦时期相比，两汉时期的岭南、西域、西南等重要地区，并没有出现于《禹贡》、《春秋》等先秦史籍之中，如按贾捐之所云全部放弃，那么西汉疆土恐怕就要丧失大半了。我们也看到，汉元帝进行了相当艰难的抉择，而接受贾捐之建议的根本原因，还是在于当时汉朝国内灾荒严重，“万民之饥饿”，“关东大困，仓库空虚”。放弃珠厓等地，实际上就是一种无可奈何的权宜之计。而在事实上，海南岛地区在之后相当长的时间里与中原王朝失去了归属关系。
从两汉到隋唐前期，中原王朝关于国家与*治地理的基本理念，是所谓“中国”与“四裔”（同“四夷”）之论。“中国”与“四裔”之间不存在对等或平等关系。中原王朝的盲目优越感，极大地限制了其对于周边*治与民族问题的认知。而国势强盛，往往会促使又会激发与强化这种优越感。盛唐之时，四方归附，盛况空前，因此，开始尝试在“四裔”地区推行“羁縻府州”制度。羁縻府州的出现，是一个伟大的创举，标志着中国疆域发展史进入了一个重要过渡阶段，“四裔”地区之行*管理，虽有“羁縻”性质，但是仍以建立“府州体制”为目的，拉开了边疆地区与中原地区实现全面*治一体化的序幕。
但是，唐朝的边疆建设与疆域维护，同样存在着巨大的挑战。边疆之争也是唐朝*治史的一大主题。边地战事不断，民族*权间的战争频繁。唐朝在捍卫边疆方面成绩卓著，形成了尚武之风，崇尚投身边疆，建功立业，大量的边塞诗说明了这一点。然而在事实上，在边疆意识问题上，唐朝君臣之间同样存在着重大分歧。如则天神功元年（年），狄仁杰所上罢撤“四镇”之疏议，也是一篇富有影响的有关边疆意识的文献。当时，唐朝夺回安西四镇的控制权，狄仁杰却主张放弃戍守安西四镇及安东等地的建议。然而，通过比较可知，狄仁杰不仅援引贾捐之、魏相之例，而且不少的观点及论证，确实与贾捐之所论十分相似。如狄仁杰在奏书中首先提出了“中国”与“四夷”之间天然的地理阻隔：“臣闻天生四夷皆在先王封疆之外，故东拒沧海，西隔流沙，北横大漠，南阻五岭，此天所以限夷狄而隔中外也。”言下之意，“中国”的疆域就不能出于这些自然阻隔之外。其次，狄仁杰反复引述秦皇、汉武的开拓边疆的事例，强调穷兵黩武的严重后果。再次，他对于唐朝大力开拓边境行动提出了批评，并指出唐朝所面临的严峻国内形势，最终提出放弃戍安西镇及安东等地的建议。
无庸置疑，狄仁杰与贾捐之等人所提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