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长江出版集团、湖北教育出版社于年10月出版发行的十卷本《王元化集》，在媒体上之所以曾被宣称为“是国内公开出版的王元化著述中最全、最齐、最新、最具权威的版本”，是因为它的确承先生生前亲自指导编定。然而在该书第七卷随笔集的《序跋篇》中，却阙佚了他老人家一度特别看重的一篇文章。这到底是因为王元化先生在最后审定结集文稿时对本文有所保留，还是出于对文章之外所涉及的事物还别有考虑呢？其具体原因，不宜妄测，但那段时期由我本人随着这篇文章所经历的种种因缘，却似乎还颇有点回溯之必要。
盛夏手书的千字长文
这篇为《王元化集·序跋篇》所阙佚文章，原名《江陵图谱序》，它是王元化先生于年盛夏时节所亲笔书写的一篇自撰辞赋体千字序文。
应当说，作为一个接受过“五四”新文化运动洗礼、学贯中西的老学者，王元化先生一向并不太多写这类辞赋体文章，即使偶有操觚，也必定视其特别的对象而定。比如，正像《王元化集·序跋篇》所收录的《季羡林教授九十寿序》和《钱仲联先生九秩晋五寿序》等；令人纳闷的是，这两者虽然也曾亲笔书写，但其篇幅都未及《江陵图谱序》的一半；若是从撰写时的用情之深、采纳之广而论，则后者明显地超过了这两者，假使从“最全、最齐”的角度看，《王元化集·序跋篇》未收录这篇本应是尤为珍贵的序文，怎么说都是个遗憾。
《江陵图谱序》的写作缘起，应当是在年五月。当时，我第二次到沪上清园，在与王元化先生的交谈中，提到地方上有热心人正在搜集反映地方风物的摄影作品，打算出一部画册以推动地方文化旅游产业。鉴于先生前些年曾为《中国历史文化名城：江陵》写过一篇序，所以试探性地问先生：能不能给这本策划中的画册写点东西。
大约过了大半年，也就是翌年春上，我意外地收到了先生寄赠的宣纸线装本《清园存稿》，而内文就是一篇题署为“清园王元化撰并书”的辞赋体《江陵图谱序》书法影印件。捧读之余，给人首先感觉的是这篇赋文以提纲契领的手法、高屋建瓴的格局，集中地写出了荆楚大地光耀百代的人文渊源及优秀文化传统；尤其是那节奏明快、语调铿铮的语言，更是令人读后觉得齿颊留香：“荆州右乘巴蜀之势，左启吴会之衍，控江汉，摄云梦，北绾中州，南扼百越，江山形胜，天与名都……”其语气之沉凝，意象之宏阔，笔力之雄健，文辞之隽峭，在本地历代留存下来的同类文赋中，堪称无出其右者，诵读未毕，竟遇制不住顿生一股手之舞之、足之蹈之的豪兴。
再说王元化先生为之书写的文字，更是写得墨气饱满，笔力遒劲，既有行楷的灵动洒脱，又具魏碑的圆润厚重。可以说，作为先生晚年所写的一件罕见书法长卷，《江陵图谱序》集中地展示了他那厚重、坚实的书法底蕴。
假如联系到王元化先生在写这幅书法长卷时的身体状况，那就就愈加觉这是他老人家在饱蘸着自己的一腔心血在写！仅我所知，正是在这一年的前后，他数度生病住院，不仅承受着严重颈椎炎及腰椎间盘突出等病症的折磨，而且又多出了皮肤搔痒、青光眼等老年性病症的困扰；再加上夫人张可长年困卧病榻，拿他自己的话说，己经是“心力交瘁”。……正是在这种情况下，王元化先生写出了自己多年间的思乡之情，应当说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尤其令人感动的是，在这帧长卷书作的落款处，王元化先生还似不经意地写明“大暑后五日”，那就更可见其用情之深了。试想，一位已逾耄耋之年的老人，冒着沪上“七月流火”的溽暑高温，能够濡墨吮笔写出的这帧书法精品，已属不易，更别说他还正经受着多病之身的诸多苦楚！
王元化先生后来曾当面对我讲过，当《江陵图谱序》书成之时，正好浙江富阳古籍印刷厂的厂长蒋放年先生正好来访。这可是一位热心人，他一见之下，爱不释手，当下建议先生将此作手稿交给他，由他以仿古印刷的工艺将其印成宣纸线装本，以广流传。先生见他热情可嘉，慨然应允，并当下约定，此书限数印刷，不予标价，更不得应市发售，只作非卖品分别赠送部分友好收藏。由此促成这篇《江陵图谱序》在不久之后便用《清园存稿》线装本的样式，以“华宝斋书社”的名义问世，并在小范围内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流传。
这一部《清园存稿》印制精美，装帧讲究，扉页为顾廷龙先生亲笔题签，开本为33.5x23.8（厘米），内芯共27页。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是读书界同仁竞相争逐的上佳珍藏本。当时，他老人家还不胜欷嘘地说，那位蒋厂长时隔不久就病了，最后回天无力，英年早逝了，可真可惜。
我读到的《清园存稿》，就是王元化先生亲自付邮惠赠的签名珍稀本。
愈老愈烈的绵绵乡思
有人说，对于故乡的眷恋与思念，如同醇美的酒，愈陈愈浓烈。
早在年秋，一向以楚人自诩的王元化先生听老友张光年来信说，刚回了一趟湖北老家，为此甚是羡慕。自从步入晚年之后，他老人家对于故乡的思念，也在与日剧增。或许，少年时代父母给他讲过的关于刘备借荆州、关公连夜抢筑荆州城、芦花荡张飞大气周瑜等三国故事，给他留下的印象太深；或许，当时被国务院确定为全国城市经济体改革重点城市的沙市，在与江苏常州、广东佛山、辽宁丹东并驾齐驰的发展进程中，被誉之以“明星城市”后在国内的名气越来越大。再说，他所毕其一生而深为服赝的前辈学人*侃、熊十力、韦卓民*，也都为湖北翘楚；与此同时，在武汉大学还住着他唯一的长辈、舅母许海兰，以及众多的表弟、表妹……总之，他的思乡情怀日甚一日，因而在给张光年回信时不无动情地写到：“我的家乡在湖北，也很想回去看看。我生在武昌，父母生在荆州（江陵），那里我还没有去过。长城抗战时，我在武昌住了一个暑天。我和家乡只有这么一点因缘。现在听说沙市很不错，真想去一趟。”
王元化先生的祖籍湖北江陵，是一座海内外久负盛名的文化古城。他的父亲和母亲都曾在这里生活过多年：外祖父桂美鹏自清光诸十一年（），就在江陵的外港城镇沙市开办了一处美鹏学堂，这是江汉平原上第一所采用西式分班制教学的新学堂；父亲王芳荃青年时代从美国留学归国后，就是回沙市和母亲桂月华结的婚，婚毕即远走东瀛，赴日本任教；当这对夫妇自日本回国后，几十年间一直辗转于武汉、北京，以及上海等地工作、生活。事实上，王元化先生在未满周岁时即随母亲北上京华，住进了父亲当时执教的清华园。所以，他本人自幼从没在祖籍地江陵及沙市生活过。然而，尽管如此，作为早期接受过西方教育的知识分子，他的父母自幼就培育他良好的情感品格，使之将爱故乡、爱祖国的高尚胸襟，始终都持执如一地与爱父母、爱亲人的挚著真情紧密地连在了一起。
王元化外祖父（右二）一家合影。左起：四姨桂质良、三姨桂德华、二姨桂质玉、母亲桂月华、外祖父桂美鹏、舅舅桂质庭，中坐者是外祖母，其膝前是五姨桂醒华
就在王元化先生给张光年写了这封回信后不久，原江陵县有关部门在筹资荆州古城东门处兴建一处碑苑。主事人以“乡亲”慕名辗转联系上王元化，要请他惠赐墨宝。先生当下便慨然应允，但自己却没有动笔写，奉上的即是他父亲王芳荃生前书写屈原《九歌·河伯》的一帧条幅：“日将暮兮怅忘归，惟极浦兮寤怀……”
王芳荃先生从青年时代就远离故土负笈远游，当他从海外归国之后，家中亲人已相继亡故；随即，抗战*兴，祸患频生，先人墓庐已杳无踪迹。所以，在其大半生的颠沛流离中，再也没有回过故乡，然而其思乡之情却从未稍释于怀。王元化为父亲那种眷恋依依的一往情深所深深打动，他将这帧条幅回赠给家乡，也是藉此而一了父亲的生前遗愿。
从这以后，为了支助家乡发展教育文化事业，王元化先生多次将自己节衣缩食购置的各类书籍、包括有相当数量的珍稀绝版图书、包括名人题签的收藏版图书，捐赠给江陵县（现为荆州区）图书馆，其累计数已达数千册。与此同时，老人家还把自己珍藏的各种奖牌、奖证等重要物品，都一并送到家乡图书馆陈列。
年秋，王元化先生应原江陵县*府之邀，回家乡小住数日，以寻访先人故居。而我，正是从王元化先生保存在家乡的书籍、藏品，以及他写给家乡的文章（《癸酉日记·寻根江陵》）中，初步了解先生、并与之结缘的。
嬗递千年的地名纠葛
王元化先生惠赠给我的签名本图书，远远不仅限于《清园存稿》。出于对桑梓子弟的特殊关爱，他老人家每有新著问世，通常都会特地惠赐一册予我，以免除我在各地书店搜求这些图书的颠仆之苦。
那些年，我曾得缘四次赴沪，亲聆王元化先生的教诲；平素每年的四时三节，我也会隔一段时间打个电话，向先生问问安，并视其身体情况与之交谈交谈，直至先生去世的前一个月。先生知道我是个爱书、读书的人，故每有音书往还，他只要得闲，或者身体尚可，总会问问我在读什么书，并且还乐意给我一些指导。偶尔，我还会将读书心得说给他听听，或者告诉他，自己有哪一篇书评在哪一家杂志或报纸发表等。这些大约以20天到一个月间隔一次的电话交谈，哪怕有时仅只言片语，也让我受益匪浅。比如，那次我刚发表一篇书评《“风采宣南”耀千秋》，是谈近代杰出画家、学者陈师曾的，不由得欣欣然即刻禀报。老人家听我在电话中发错了音，还不厌其烦地指导我：那个“曾”不念“层”，念“赠”。
在又一次通电话的时候，我向先生讲了自己读《江陵图谱序》的一些体会，并斗胆陈言：您不如将“江陵”改为“荆州”更好。老人家听后，似乎有了兴趣，问我，你是怎么想的？我说，诵读全篇，发现全文除了在起始一段用了“江陵”之外，文中先后一共总计出现了七次“荆州”，这样一来，为什么不叫《荆州图谱序》呢？先生略一沉吟，说，从小听家里的大人们说，我们老家这地方，城名荆州，县名江陵，镇名沙市。我对这些一向也没作认真的考究（如在给张光年回信中就在（荆州）后加括号注明“江陵”），你不妨写点东西寄给我，说说这三者之间的关系与沿革。
事实上，当先生书写《江陵图谱序》的时候，地方上行*区划的名称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年10月31日，湖北省*府颁布*令，撤销原荆州地区、沙市市和江陵县；荆州地区、沙市市合并，设立荆沙市（年12月19日，荆沙市更名为荆州市）。荆沙市设立荆州区、沙市区和江陵区等三区，另辖四县、代管两个县级市云云；原江陵县分割为荆州区和江陵区，新荆州区的区*府设在荆州城、新江陵区（不久又改称江陵县）的区*府设在郝穴……这些话在外人听来，迹近于绕口令；而我之所以敢于建议先生将《江陵图谱序》改名为《荆州图谱序》，在一定程序上也是顾虑到这古今地名的夹缠不清，会令将来的人在读到它时深受困扰。
王元化先生对于上述这些地方行*区划的变更，更为费解。后来，他一度在电话中不无困惑地问：为什么原荆州地区、沙市市合并设立荆沙市后，不过两年竟更名为荆州市；既然荆州是古地名，而沙市市和江陵县历来都归荆州所辖，那么合并之初为什么不用荆州市相称？就算那次是考虑到各方人士对原有归属地的情感承受能力，可为什么两年后就又一次更名……总之，在老人家看来，地名一事虽然并非关系到国计民生，但与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若是从遵重历史，便民利俗的角度看，地名还是不宜频繁地变过来、换过去的为好。
王元化先生说，依照古代士大夫“通籍”之例，早些年外出做官的人，觐见皇帝时还得将各自祖上三代长辈的姓、名和里籍地名书在木牍上，以报朝廷承档。所从，地名的变更，应当是件很严肃的事。
王元化先生的这种困惑，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有次我在原江陵县(现荆州区)图书馆查阅他捐赠的藏书，发现其中不少都钤有“江陵函雨藏书”的印章。后来我在上海时提起这事。他说，函雨是他年轻时常用的笔名，而江陵则是他自幼就被父母告之的祖籍地。这是因为早先的荆州一说，只是作为府、道（民国时称专员公署，只是湖北省*府的派出机构）衙署的习惯用名，而在填报里籍时，则通常须得注明本人所在县分；尽管他家一向住在沙市，可此地自古以来即属江陵辖地。所以，多年以来，他无论填报什么表格，一直都是以“湖北江陵”作为自己的籍贯地，时间一久，相沿成习，如今的江陵县迁至他从来也没听说过的郝穴，这对他而言，怎么说都是一种对旧时习惯的变易。
既然是王元化先生亲口交待了让我察考三个地名沿革变迁的使命，所以我就不揣浅陋，特地下了一番功夫，写出一篇三千字左右的《荆州、江陵与沙市的沿革变迁》寄呈先生。然而，自此之后，我却再没有向王元化先生提起过要为《江陵图谱序》改名的事。我总觉得，他老人家年岁大了，立身处事既有自己一贯的原则立场，又有自己多年形成的习惯方式，用不着我喋喋不休地在旁说三道四。不过，在往后的接触中，我还是隐隐地感觉得到，在他老人家的内心深处，似乎还是有些为老家地名的改来改去之事而略存芥蒂。
宽宏仁厚的长者情怀
年初夏，在国家体委的主持下，作为水乡园林型城市的荆州市打算在端午节这天承办“国际端午龙舟节”；届时，国内的一批专家、学者将云集于兹，召开“龙舟文化研讨会”，以纪念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楚地先贤屈原。
起初听说这事，王元化先生显得很有兴趣。虽然他在江苏、浙江一带也时常出席这类盛会，但对于老家端午龙舟竟渡的情景，却因为从未见过，故十分神往。所以，他表示会在身体尚好的情况下，回老家观礼。但到了四月间，事情发生了变化：他因颈椎炎病症状骤然加重，遵医嘱带上了颈套，由于行动不便，难于成行，故特地委托其弟子、华东师范大学博士生导师胡晓明教授代他前来参加这次盛会。胡教授离沪前，先生特地让他转交一帧题辞给组委会，上面写着八个大字：“江介遗风，辉熠千古。”其上款为：“庆祝中国荆州国际龙舟节暨龙舟文化研讨会”；下款为：“集荆州图谱序句、辛巳年五月清园王元化贺”。
当我最初看到这帧题辞时，差一点不相信自己的眼晴：啊，王元化先生在没有任何预先暗示的情况下，以这如此正式的场合，公开确认了“荆州图谱序”的提法！先生这种虚怀若谷、从谏如流的高风亮节，实在令人感佩不已。
不久，为了庆祝中国共产*80周年诞辰，地方上决定编印一部题为《*的光辉照》的大型文献画册，以作*史资料内部印行。主事人委托我通过电话向先生请求，希望能将改定后《荆州图谱序》的手迹作为中心插页，影印于画册中。承蒙先生首肯，从而使这幅书法长卷得以首次公开在本地亮相。
年3月初，地方上打算编撰一套“荆州文化系列丛书”，全书定为四个分卷，其分别为：《楚文化》、《三国文化》、《古城文化》和《民俗文化》等。主事人不仅请求先生为丛书和各分卷题签、书写书名，而且还提出希望能将《荆州图谱序》作为整套丛书的《代序》（因其不是以图片为主的“图谱”），设在各分卷的卷首。那会儿，医院住院，他不仅答应了来人所提的请求，还表示一定会抓紧题签。事后，他拄杖送客人出来，医院蓊郁幽静的庭院内，询问了该书的编辑体例、组稿风格。其后由于种种原因，当这套书正式出版发行时，先生的病况已相对沉重了，也不知道当他老人家看到样书时，是否还记得当初抱病题签的情景？总之，自与王元化先生结缘十年来，我觉得每承先生格外垂顾，地方上但有所请，他都无不尽量周全，其情其景，无不令人终身难忘。
至于十卷本的《王元化集》之所以能由长江出版集团、湖北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的主要原因，据我所知还是出于他老人家对祖籍地的一往情深。
那是在年12月中旬，由中国美术学院在上海美术馆为王元化先生主办的“清园书屋笔札展”隆重开幕，我有幸作为唯一被他单独邀请的乡邦子弟，赴沪观展。前一天晚间，我住在王元化先生工作室、沪上清园所在的上海衡山路庆余别墅内的一间客房内。当送走最后的一批客人后，先生盖着毛巾被，躺在床上，我则坐在床侧听他轻言曼语地唠家常。先生说，湖北教育出版社的一位副总编辑也住这里，要不要让你们认识一下，都是家乡人嘛。我想，这几天专程从外地赶来参加开幕式的客人太多，在这门庭若市、杂务纷繁的情况下，他老人家本已疲惫不堪、穷于应付了，我又如何能再为他多添烦劳？于是便婉言谢绝。那一晚，先生就谈到湖北教育出版社正在跟他商谈出版发行《王元化集》的事情，还说有一位经办人就是荆州城里的人。眼见时间不早了，我知道他服药过后须抓紧时间入睡，不宜过多打扰，于是早早告辞。
殊不知自此一别，我与先生竟作天人之隔，如今想来，其情其景依然历历在目，而自此之后我就再也没机会与他老人家作此亲切交谈了。
正是在观展的那个上午，当找一走进展馆大厅，当面便见在一扇宽大的展板正中，悬挂着的就是一帧刻石拓片：“呕血心事无成败，拔地苍松有远声。”原来，那是在年的十月，我如约首次前往上海拜望王元化先生。当时，长江全线那场波澜壮阔的抗洪抢险斗争，刚刚取得决定性胜利，在交谈中，他老人家向我询问了荆州灾后对受灾群众的安置等问题，随后便给故乡人民书赠了这帧墨宝。这帧条幅语气沉凝，志存高远，既是老人家对荆州*民舍命抢险气壮山河坚强斗志的高度赞誉，同时又是他在耄耋之期对自己毕生信念的一种概括。事后，为了将先生这份情怀珍藏下来并保存久远，地方上的有关负责同志特作安排，将其铭刻在一方石碑上，并镶嵌于位于荆江大堤首端万寿宝塔的护塔围栏中，以志纪念。
十年结缘，耳濡目染，作为一个桑梓子弟，王元化先生对我的特殊关爱，情胜子侄。但是，我至今也难以理解，此番由先生亲自指导编定的十卷本《王元化集》，为什么没有采录他老人家一度特别看重的那篇《荆州图谱序》？
于我而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