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英凯
（本文原载于《深圳大学学报》年第2期，后入选吴予敏主编的《多维视界——传播玉文化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年，现选入《刘英凯学术文集》，年10月）
摘要:概述汉语文化“高环境”的文化通约性（文化常数）以及其在语言系统、艺术形式和其他文化现象以及在跨文化交际中的三大类具体表现,指出其文化根由,论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文化从高环境向低环境的巨大变化。
关键词:汉语;文化;“通约性”；高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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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文化人类学家霍尔(Adward.T.Hall)在《超越文化》一书中说:“高环境交流突出提前
编制好的信息,这样的信息是在受信者身上和背景之中储存着的,传达出的讯息中却只包含极少的信息,而低环境恰好相反。大多数信息必须包含在传达出的讯息之中,以弥补语境(上下文)中失去的信息”。[1](P)为了通俗易懂,他举个生活在高交际环境中的典型事例:结婚达35年之久的一对老夫妻,他们靠长年的共同生活为系统记忆库编制了程序,靠共享的前提信息进行交流,因此双方的信息处理能力极高,比一般人之间进行交际时需要少得多的信息就可以彼此理解。按照霍尔的看法,中国处于高交际环境的极端,中国文化是一个典型高环境的文化。但因霍尔在书中对此语焉不详,故笔者予以详细论述。
一、中国高环境文化的通约性
文化的通约性,又称“文化常数（culturalconstant）”,即美国另一位文化人类学家林顿所说的“文化普遍性”。这一术语可用来专指一个社会全体成员所共享的文化因素。[2](P95)中国文化的高环境特征有着鲜明的文化通约性,表现在中国文化的各个分支之中。
(一)高环境特征在语言系统中的反映
霍尔在论述中国文化的高环境特征时首先论及的是：在书面语言中汉语的高环境特征十分明显。先谈汉字。许慎《说文解字》说,“古者货贝而宝龟,因而有泉,至秦废贝行钱。”这一按预定程序“提前编制好的信息”便保留在汉字形体上。现代汉语至今保留许多与经济行为有关的字词,如财、货、赊、贱、贸、资、赁、贾、赋、赉、账、赎、赏、赐、赔、质、购、贪、贫、贮、赠、贡、贷、赈、贿赂等。这些字词均是以古代钱币制度的前提信息为基础而产生并延续至今的产物。“买”和“卖”这两个表示主要经济行为的繁体字也包括“贝”的成分。
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等级森严,这一尊卑观念表现在汉语不容更改的词序上,如君臣、老少、夫妻、尊卑、亲疏、贵贱等;甚至当代汉语中的官兵、师生、干警、指战员、老中青、**、*民等的词序也表现出人们深层意识中不可动摇的尊卑观念。报载,“文革”中红卫兵在大破“师道尊严”高潮中曾把“革命师生”改为“革命生师”,但曾几何时,这一努力就告失败。
林大津认为中国人爱用典故是汉语高环境交际的证据之一。[3](P)典故就是用历史知识
“提前编制好”的共享前提信息。外国人对中国知识分子熟谙诸子言论及典故等文史知识倍感惊异。笔者在美国时,一位美国汉学家感概地讲起他在台湾所看到和听到的人们把四书五经编到谜语中的事例。例如,“不是胡适———射《论语》一句”,其谜底是“游必有方”。推导过程是:把大学者胡适的名字按古文别解为“胡乱往哪里去”。既然“不是”胡乱往哪里去,就有已定好的地方，—游必有方。而这四字出自《论语·里仁篇》的“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其实,典故并非知识分子的专利,它是中华民族“共享的文化因素”。由于中国历史悠久,中国儿童也有着比西方儿童深厚得多的文史知识。中国古代的启蒙读物,如《三字经》、《千字文》、《龙文鞭影》、《今古贤文》都编有大量文史知识。例如,被清朝人誉为“袖里通鉴纲目”、被当代人称为“小型百科全书”的《三字经》就浓缩了二十四史和中国古代学术概要。以“粗成四字,诲尔童蒙,经书暇日,子史须通”而开宗明义的《龙文鞭影》则把二十四史中的人物杂糅成多个典故。这些“为加惠幼儿而作”、“搜罗子史,诱掖儿童”的童蒙读物均以“字句不棘口”为最大特点,儿童在“口而诵,心而维,朝于斯,暮于斯”之后,便打下了深厚的文史知识基础。90年代出版的《新三字经》也继承了古代童蒙读物的优良传统,介绍了大量文史知识。另外,父母在家中,老师在学校时时灌输一些有关勤学、友爱、尊师等典故,孩子们在耳濡目染之下从小就掌握了为数可观的文史知识。因此,孔融让梨、司马光砸缸、孙敬头悬梁、苏秦锥刺骨以及囊萤、映雪、负薪、挂角、立雪程门等典故,
以及“三人行,必有吾师”之类的儒家名言,即使是*口小儿也都可能如数家珍地向人娓娓道来。因而,霍尔说“在汉语中要粗通文墨,就必须熟悉中国历史”[1](P91),真是熟谙中国文化的正确结论。
在语法层面上,汉语的“意合”特征也是中国文化高环境的体现。对汉语做过深入研究的普通语言学奠基人洪堡德说:“在汉语里……明示的语法的比例是极小的。……上下文的意思是理解的基础。”[4]比如,“饭不热了”一句中“热”是动词,此句意为:“不必热饭了”;但“热”也可以是形容词,那么句意就转为“饭已凉了”。而潜伏在隐性语法中的“热”字到底是动词还是形容词取决于洪堡德所说的“上下文”。用上面的术语讲,就是说听双方“提前编制好”,因而心有灵犀一点通的共享信息。这两个“热”字在以屈折性变化为特点的英语中则需依靠词类形态标志的显性手段———即分别使用形态分明的动词toheat和形容词hot来加以区分。可是,与英语的显形语法相比,汉语隐性语法隐去的成分到底是什么呢?在加拿大度过大半生的华裔女学者叶嘉莹在《王国维的文学批评》一文中较为全面概括了汉语所缺少屈折性变化的方方面面:“它没有过去时态和未来时态的区分,没有主动与被动的语气,也没有阴性与阳性及单数与复数的区分,而且对一切结合字句的词语如前置词、连接词、关系代名词也都不加重视……主述语与宾语以及形容词及副词都可以互相颠倒或竟而完全忽略。”这段话中汉语所“没有”、“不加重视”以及“忽略”的成分恰是形合的英语等屈折语中的形态标志。汉语中这些形态标志虽然都虚化了,却能够做到很少产生歧意,靠的是信息交流双方彼此间的了悟和意会。所以,汉语是一种以神统形的语言。文人们会在诗里表面相似的结构中立即识别出“青女素娥”和“急管繁弦”是并列结构;而“青楼管弦”和“蕙兰蹊径”却是偏正结构。人们也能立即识别出《三字经》中的“《诗》既往,《春秋》作”的“作”是被动语态;“自李闯,神器灭”中的“神器”,并非李闯的神器,其所属格是指前8行的“大明”朝;而读到结尾处“人遗子,金满籝，我遗子,惟一经。勤有功,戏无益,戒之哉,宜勉力”时也会立即领悟:“戒之哉,宜勉力”的主语,既非首字“人”,也非“我”,而是在文中根本未出现的“学童”。一些现代的浅易的口语更能说明汉语的高环境特征。例如,人人都会凭直觉就“了悟”到:“吃小灶”和“吃四方”与支配式结构的“吃水果”、“吃饭”、“吃素”是不同的结构,前两个包含的是地点状语;“吃包伙”则又不同,它包含的是方式状语;而词组“吃了满嘴油”则更不同,它包含了表结果的补语。未接受过语法训练的中国人可能道不清宾语、状语、补语,也道不清它们之间的异同,但是谁都不会误解其深层含义。例如,国人中连文盲也不至于像一个初学汉语的外国留学生那样,把“他吃了满嘴油”这句话误解为同“吃饭”一样的动宾结构:把油当成饮料或食品吃了。中国文盲与外国留学生的差别,就在于前者得益于汉语数千年的“背景”、汉语口耳相传的使用“环境”及与同胞共享的前提信息。所以,初学汉语的英美留学生会把他们低环境熏染下的形态丰满裸露的母语特点带进汉语,造出这样的句子:“如果他去了,我就不去。”而普通中国人却会干脆得多:“他去我(就)不去!”王力先生在《中国语法理论》一书中总结这一特点时说:“中国语的结构好像天衣无缝……不让它有痕迹。”
(二)高环境特征在各艺术形式及其他文化现象中的表现
中国的高环境特征像空气一样,弥漫在各种艺术形式之中。如上面谈到的重了悟、重意会的
特点就不独存在于汉语语言之中,也体现在中国画论的“遗形”、“弃迹”和“尚意”传统之中。西洋传统油画重写实和形式,所以讲求透视性,讲求客观对象的逼肖,甚至光线和色彩也求酷似自然,画面上必须涂满色彩,不留一丝空白;而传统中国画重神似和写意,轻形似。张彦远的话最具代表性:“夫画物特忌形貌彩章,历历具足,甚谨甚细而外露巧密,所以不患不了,而患于了。”[5]所谓“不了”,即不填满画面,而代之以“留白”———用空白代替色彩,即所谓“计白当黑”。这种忌历历俱足和甚谨甚细特点的实质就是以神统形,其优点正是石涛所说的“不似之似似之”。这正是汉语语言重了悟和意会,轻形态标志和显性接应的意合精神在画论上的投射。中国书法主张“神采为上,形质次之”,也是重神轻形。李世民在《王羲之传论》中讲王羲之能达到如下境界:“烟霏露结,状若断而还连。”而这后六字恰与中国书法崇尚的“笔断意连”一脉相承。笔划容许有“断”处,而靠“神”靠“意”加以连接,其深层语义正与画论的“忌历历俱足”而主张“计白当黑”,与汉语语言的轻形态标志、重了悟和意会的以神统形精神如出一辙。中国音乐也崇尚“心领神会”。白居易的《琵琶行》中有句云:“冰泉冷涩弦凝绝,凝绝不通声渐歇。别有幽愁暗恨生,此时无声胜有声。”从深层含义上讲,“声渐歇”和“无声”即是画论中的“留白”、书法中的“笔断”、汉语中的形态标志的缺省。《淮南子·原道训》说:“是故……听之不闻其声,循之不得其身;无形而有形生焉,无声而五音鸣焉……是故有生于无,实出于虚。”说的正是这些虚实辩证法。老子说“大音希声”,而诗中“幽愁暗恨”是靠“无声”时“意会”和“了悟”出来的。这正是“希声”的印证,也是中国文化以神统形精神这一主旋律在乐论中的回响。至于中国文论提倡的“书不尽言”,即是指有所言而有所不言。有所不言是唐代大学者刘知己在《史通·叙事》中所说的“省字约文,事溢于句外”。这种“省字约文”的效果,“虽发语已殚,而含义未尽,使夫读者望表而知里,扪毛而辩骨,睹一事于句中,反三隅于字外。”我们从这种突出的艺术效果中看出它同乐论中“无声而五音鸣焉”、画论中“不似之似似之”、汉语中“结构好像天衣无缝”之间连接着一条一以贯之的同源轨迹。而这一切艺术形式的以神统形精神又可在中国哲学思想上找到渊源。中国哲学从来都把世界看作是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庄子在《齐物论》上说:“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中则提出“天人之际,合而为一。”这就是后世著名的“天人合一”命题,意谓天与人共成一体,相互联系,相互感应。这说明中国哲学一开始就具有整体性思维的特点。这种思维强调“万物皆备于我”，重了悟、重直觉、重意会、重贯通,讲求一隅三反,触类旁通;而不重形式,不讲求分门别类、条分缕析的精微。这是个有着高度灵活性、宽泛性、可塑性、延展性、随机性和综合性的玲珑浑圆的辩证思维。汉民族的这种思维方式经历数千年而无大变,贯穿在民族文化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因此,民族艺术、语言及一切文化现象像无数水滴,无不闪烁着这种以重了悟和以神统形为特点的思维方式之光。
(三)高环境特征在跨文化交际中的表现
中国文化的高环境特征在跨文化交际的各层次上均有所体现。就浅层而言,以隐形语法为特点的汉语中没有形态标志,因而中国英语学习者在某些方面长久建立不起英语形态语法的意识。例如,笔者所教的英语专业二年级学生中,有人常常忘记在使用单数第三人称时需要用-ies的词尾。此外,他们受到夸奖时,会下意识地受汉语高环境下“自贬传统”影响而表示一下“东方式的谦虚”。他们甚至在用英语发言时也要自谦水平不高,但盛情难却,只好谈一些不成熟的意见。而英美人听了这番开场白的直接反应是:“你的意见不成熟就不要讲了;而你还要讲,岂不浪费我的时间。”庄恩平先生曾述及中美经贸谈判中常碰到的问题:中国等东方国家在与美国谈判时,对美方否定的回答及不同的观点,不愿直言相告,以避免出现与对方冲突的尴尬局面。美方对这些消极态度往往不能正确理解而产生不满情绪,因而常常为失败埋下了种子。[6](P)中国人的这种做法可以从高环境文化中找到根源。传统的中国乡土社会单位是村落。国人安土重迁,世世代代居住在一起,“士居三十载,无有不亲人”,因此十分重视群体关系。作为儒家思想核心的“仁”字,由“二”和“人”组成,其重心是人与人的关系,重视和谐。国人从而养成了不尚偏激,不走极端的习惯。“枪打出头鸟”、“金刚怒目,不如菩萨低眉”、“退一步海阔天空”这类谚语说明中庸的传统处事态度几乎已成为民族的“集体无意识”,因此也就难免表现在跨文化交际的谈判中。
这种“中庸”而模棱两可的集体无意识也表现在更深层的观念形态中。大连外院的赵永青先
生曾举过一个颇为典型的例子[7]:一位英语专业本科生写了一篇论文ShouldStudentsDo
BusinessorNot(《学生是否应当做生意》)。赵先生就该论文“论点是否鲜明”、“论点在结尾是否合适”、“你是否也会这样写”及“论点总体评价如何”等问题在中国学生中作问卷调查,83%的人认为这篇文章“不错”。但是一位美国的大学英语系教授看后却做出如下评价:此文“没有直接表达对这两种观点所采取的立场和态度……着手问题的方法不符合英文习惯”。赵先生接着说,一位研究者认为,中国人在对好坏、对错、黑白等做出判断时大都走“中间道路”,其思想呈“灰色色调”。从事英汉文化对比研究的学者一般都同意中国人偏向综合思维,欧美人偏向分析思维,表现在日常生活中,中国人在写地址和时间时是从整体到部分,如“中国上海淮海路号”[6](P)而英语的顺序则恰好相反。中国人的这种整体思维在写文章、写报告、讨论问题时均体现出从国际到国内……再到本单位的习惯;而欧美人则倾向于直接阐述,突出中心。这类事例在日常工作和生活中比比皆是。
二、高环境特征在当代中国的变化
美国人类学家M.米德在其著名的《性行为的文化决定因素》一文中提出了前喻文化、后喻文化和同喻文化3种文化形态的学说。按照米德说法,中国传统社会属于典型的后喻文化(post-figurativeculture)。[2](P84)这种社会形态主要以传统为导向,人们缺乏文化变迁意识,至少有三代人共同生活,长辈在家庭中有绝对权威,社会成员有强烈的文化认同感,人们普遍尊老,缺乏疑问精神和自我意识。这样的社会一般必须历史悠久,而且文化没有中断过,有着以一贯之的统绪。中国传统社会恰恰是这样一种社会形态,而这一社会形态是高环境特征的文化根由。正因为人们缺少文化变迁意识,以传统为导向,才容易形成人们长期共享的前提信息及大家都溶化在血液中的共享背景。而人们缺少疑问精神和自我意识又是这种高环境文化极少受到挑战,成为一种稳定社会结构的根本原因。与之相比,美国人以核心家庭为特征,极少几代同堂,人口流动性大,崇尚个人本位,群体关系松散,不大可能有很多共享的环境作为交际的辅助背景,因此便形成了低环境特征。但是,文化之间极少处于绝对二元对立状态。两种文化进行接触,总是相互吸收和借用,这种“文化采借”(culturaladoption)一般是双向的。例如,美国未来学家阿·托夫勒在《第三次浪潮》中就提到要学习中国的综合性思维。他说:在美国“多数人从受教育起就善于分析而不善于综合,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对未来的设想(包括对自己在内)是这样的支离破碎和杂乱无章……今天我相信我们已处于一个新的综合时代的边缘……"[8](P)
同样,中国也在不断地采借异文化的优质元素。按照文化学家的一般看法,鸦片战争失败后中国面对“三千年未有之变局”及本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引发的中西文化交流热潮之后,均出现以文化变化和积累速率增加为特点的“文化加速度”(culturalacceleration)[2](P84)。其结果是中华文化迅速变革,已经历了由高文化环境向低文化环境转化的重大变迁。文化吸收具有选择性。使用价值越高,越易于被采纳。一般而言,物质文化的使用价值易于判断,又与传统的意识形态没有明显冲突,因此首先被借用。科学技术往往先于意识形态发生变迁。在中国传统高环境下,科学技术属于“器”的范畴,王韬曾批评说:“形而上者,中国也,以道(即中国的纲常名教———笔者按)胜,形而下者,西人也,以器胜。”[9]“器”为“形而下者”,因此素来为士大夫们轻视,被称为“奇技淫巧”。但是,鸦片战争中中国的失败使一批有识之士认识到“*无利器徒手同”,因此大声疾呼,要“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即要学习制造枪炮,并学习制造枪炮必需的“格致学”(自然科学)。这一学习过程除了60年代“文革”期间稍受阻碍外,一直在有序地进行。改革开放后,科学技术受到空前的重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已成为共识。可见,科学技术被视为“形而下者”的高环境已实现根本性转变。处于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交界处的“钱”的观念也发生了巨变。传统高环境下与钱有关的道德命题是“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正其义不谋其利”。所以,清高的知识分子怕谈钱,讳称钱为阿堵物、孔方兄。有钱人被称为“满身铜臭”,与钱打交道的商人被视为“人之下者”。“仕农工商”的词序排列正说明了这一点。就连一贯抨击礼教、反对道统、自标异端并被朝廷以“敢倡乱道,惑世诬民”罪名系死狱中的思想家李贽,也以“名为山人而形同商贾”表明他对商人的蔑视;而“身居陋巷,一箪食,一瓢饮”的颜回,因甘于清贫成为知识分子的楷模。这种以贫为乐、以钱为耻的道德重负,知识分子艰难地背负两千年后终于在改革开放中被彻底放弃。
女性地位的提高也很说明问题。高环境下的妇女地位早已由孔子的“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
也”所界定好了。对妇女的歧视表现在汉语的词汇中,很多极富贬义的词或词素都带“女”旁,如妓、奴、姘、妒、妖、妄、奸等等。但当代中国妇女已成“半边天”,她们越来越多地承担起有形的生产职能,参与经济和*治决策。家务劳动———妇女的性别角色已固定数千年的隐形劳动,也在越来越多的家庭中由男人予以分担或取代。甚至在西方维护女性家庭角色的新教旨主义日益泛滥的今天,中国妇女“走出家庭”的趋势也未见任何改变。
高环境的变迁尤其表现在个人价值取向上。传统的中国人在“克己”、“慎独”、“三省吾身”的高环境下自觉或不自觉地压抑自我、束缚个性、铲平棱角。改革开放后,国人的个人意识愈见强烈,中国社会日益从“社会取向”向“个人取向”迈进。[10]社会上为维护个人合法权利,包括隐私权、肖像权的诉讼日见增多。在深圳,连中学生都已意识到询问别人的年龄、收入、婚姻等是干涉别人隐私的行为,应予避免。个人“增值”是随处可见的铁一样的事实。
在学术界,人们“开始重视定量分析,思辩式的文章比以前少了,而以统计数据说明问题的文章逐渐多了。”[3](P)高环境向低环境的变迁,已深入到了文化的观念态和心理态的领域。
中国曾有过“体用”之争,这说明中国人在文化采借内容上有在形式、功能和意义上重新解释异文化因素的习惯。强调中国特色,即是其表现。在文化精华与糟粕二分法问题上我们将会日益理智和成熟。闻一多先生谈到中国文化是勇于“予”而不太怯于“受”时所说的“受”,即指乐于当学生。他说:“历史已给我们指示了方向———‘受’的方向,如今要的只是勇气。”[11]无独有偶,英国大哲学家罗素在《中西文明比较》一文中也指出:“在中国与外来文化交流过程中,假若中国是学生’,那么中国也会超过他的老师的。”[8](P)中国文化的灿烂底色经历了当代文明的感光,必将更加光芒万丈。对此,我们和罗素一样深信不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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