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的话：
25号晚上是第54届金马奖颁奖典礼，《血观音》获得最佳剧情长片，主演惠英红也拿下了金马影后。文晏凭借《嘉年华》获最佳导演。涂们凭借《老兽》拿下金马影帝，这部电影下个月会在院线跟大家见面。
在所有获奖感言当中，有两位最让人动容。一位是文晏，她说：“这个电影（《嘉年华》）讲的是受侵害的儿童和作为旁观者的我们……也是全世界在发生的故事……文淇只看一半的剧本，周美君完全没有看剧本，两个都是天才。她们一个14岁，一个13岁，还不能完全理解电影的意义，但要感谢她们，为那些没能够发声的孩子们，发出了声音。”
另一位是马莉，她执导的《囚》获得最佳纪录片。她说：“这个奖对于我们这种待被清理的低端者，很重要！”《嘉年华》正在上映，推荐还没有看过的人去电影院看看。想看的人多了，排片量才会上升。今天向大家介绍纪录片《囚》，它是以男子普民和其他症状明显的病人为重点，呈现了中国东北某精神病院C院重病病房的真实景象。
马莉希望，观者看到的精神分裂患者不再停留于这样的形象：服药后僵硬的身躯，呆板的行为，患病时谵狂的话语和暴戾的身姿。他们将回归常人，一个患有精神类疾病的常人。在这些冷静的画面里，相当多的出镜者既对他人造成伤害，也是“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
（本文经《南方人物周刊》授权转载）
3月下旬，纪录片导演马莉拍摄的《囚》在北京东郊放映，一百多名观众成为继柏林电影节之后，第一批看到这部影片的人。
《囚》以男子普民和其他症状明显的病人为重点，呈现了中国东北某精神病院C院重病病房的真实景象。影片总长5小时，看过却并不觉得冗长。没有拍摄者和拍摄对象的对话，也没有任何的解说，取而代之的是病人面对镜头的坦然诉说和相互交流。
片中的自然呈现来自拍摄者的耐心和长期的努力。“重症患者第一疗程往往需要三个月才有可能逐渐清醒，并接收到我的想法。因此那段时间我呆在封闭疗区，但并没有打开摄像机，我不希望我的拍摄具有任何掠夺性。我甚至不要求自己必须带一部作品出来。也许是我的心态让我能够更容易亲近他们。大多数情况是他们主动要求进入我的镜头。”
马莉希望，观者看到的精神分裂患者不再停留于这样的形象：服药后僵硬的身躯，呆板的行为，患病时谵狂的话语和暴戾的身姿。他们将回归常人，一个患有精神类疾病的常人。在这些冷静的画面里，相当多的出镜者既对他人造成伤害，也是“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然而，让马莉觉得无解的是，清醒之后，他们又将再度陷入混沌的幻觉城堡，周而复始。“他们会因为疾病陷于癫狂，因为无法根治，他们或许将终身陷于其中，被反复折磨，找不到出路解放自己，也退不回原路明哲保身。”
怪圈
“医生，你给我加（药）量了。”微胖的普民刚一出场，便露出了一点反骨。“你就吃吧，没错的。”对面的医生只管执行。普民虽然接住了药片，嘴上却还坚持。“是药三分*，我要找你们大夫。”衬衣加毛衫显出他的公司人气质，初时说话不急不躁，尽量讲道理。和影片里其他出场者相比，他像是最“不该来此”的那一个。在刹车片行业干了18年，普民厌恶那个屡屡“压迫”他的上司，萌生了辞职创业的念头。想建厂，可手头只有区区几万块。他的对策是，找风投，联系个同学，希望每人能借他一万。他写了可行性分析报告，坐上飞机，一趟趟地从老家飞到其他城市，希望能筹到启动资金。尽管看上去有些“头脑发热”，这样的故事在创业浪潮翻卷的今天并不太陌生。只是，好端端的工作不干了，家里的钱全花在机票上，普民的妻子认为丈夫着了魔，某天“以陪自己看病为由”，叫人把普民送到了精神病院。被“架”到医院时，普民很是挣扎了一番，于是被送到一级病房——收治最严重精神病人的地方。医院的诊断：轻度躁狂症。几乎所有初次来精神病院的病人都宣称自己没病，这却正好与精神病人患病的指征“吻合”。他不服，一遍遍地和护士、医生申诉。他还跟医生说，我的妻子不能做我的监护人，医生说法律如此。他觉得自己像个小白鼠。“我要做司法鉴定！”声音虽不高，语气里是满心的不甘。答复是：“可以，出（院）去以后。”他掉进无法自证的怪圈。“我是一个生命，一个鲜活的生命！不知道有病的究竟是谁？”愤怒、充满怨气，泄气，隐忍，普民的心理在一点点变化。从宣称“出去医院”，到后来力图用好的表现来换得早日出院的可能。一度，普民坚持认为自己根本没病。但数月过去，医院给的躁狂症患者特征，一项项比对，他发现自己悉数符合。“语言增多，联想加快，自我评价高，精力充沛。”自从有了一点“不合主流”之念，哪项不是事实呢？有了创业梦，思维自然比从前活跃。“这个社会，80%都是由小职员构成的，他们是基石。但得允许10%-20%的跳脱、挣扎出来。”普民想挠挠那些在他眼中“沉睡的人”，却把自己挠进了出不去的怪圈。影片拍摄过程中，适逢立法历经27年之久的国家《精神卫生法》颁布，其中最引人注目的莫过于，提出了对精神障碍者实行“自愿治疗”的原则。于是片子里常常看到，有病人说，到（年）5月就好啦。那也曾是普民通往外部世界的希望。然而，谁能决定病人出院，依然没有那么简单。我们不是生活在被毁坏的世界，而是生活在错乱的世界，我们就像被遗弃的孩子，迷失在森林里。马莉把卡夫卡的这句话放在了影片的末尾，她没有掩饰自己的动机。“权力这个东西非常可怕，所有的人都被桎梏在那里。不仅是精神病院里的人被套住，其实放到整个社会也是一样的，各种驯服。驯服太强烈了。但不是那么简单地去说这个东西黑暗不黑暗，它里面很多暧昧，像乱麻一样，令我纠结。”
和病人待的时间长了，马莉难免会站在病人的角度看待问题。然而每每看到精神病人对无辜者造成伤害的新闻，她的心境又会相当复杂。“比如说，这个人不能出去的原因，单是因为不能出院的禁令吗？还是很复杂的家庭原因、社会原因？一个病人出来之后，如果没有服药导致症状出来，又没有特别合适的监督机制，他对公共空间的伤害就相当大。”普民和妻子会面，原本振振有词。当妻子哽咽着埋怨，“你算个男人吗？你有什么资格恨我？”一直耽于自己创业梦的普民，陷入了长久的沉默。
“外星人”
那么普民这种“被精神病”的案例，在精神病院里是怎样的存在？马莉感觉，因为观念冲突被家人强行送入院的，医院还是极少数。医院医务处盛利霞处长说，这么多年，她只医院有一例这种情况。“最后医生判定那个病人没病，送回家了。地方上，不好说。”在国内，精神分裂症、双向情感障碍、抑郁、酒精中*性精神障碍，排在重症精神病的前列。在马莉看来，大部分入院的重症病人，病情都很严重。镜头之下，我们发现了精神病范畴里不太为人所知的一些类别：因为酒精而入院的人里，老秦可以和妻子好好商量换病房，但只要喝多，会将两把刀架在女儿身上；比他更严重的二杆子，没法自理，不停地对受雇看护他的小梅说“弄死你”。有人不能控制性欲，嬉皮笑脸地冲医生说，“护士怎么不来了？我硬，难受。”十多岁的学生穆纳，每晚的睡觉问题最让陪护的母亲犯愁。他的眼睛直盯前方，不和母亲对望，说话时声音轻得如同一根针掉地：“我心难受。靠一下。”妈妈让他躺下，他拳头攥得死紧，头一下下往下落，也不敢实实靠着枕头。有点类似的木僵症患者晓乐，没法行走，终日不语，扶起来时整个身子如同一摊沉沉的泥浆，只能被医生扶着上轮椅才能出门。“太老实了，都不会挣扎了。”和暴躁失控的病人相比，这算幸还是不幸？妄想型的病人大明总以为大脑有人监控，在家里翻柜子，各种衣服、表壳、亮的东西都不能要，撇了好几万（家什）了。“媳妇砍我30刀。我老幻听。这病就怕你这玩意儿（摄像头）。我不杀人。不敢脱衣服，脱了他们能看见我。唉，你说，咱们是不是外星来的，小布什不是上月球卖土地吗，咱们是不是从那儿给撵下来的？”但从头至尾，影片里几乎没有病人狂怒、打架、撞墙、歇斯底里的画面——那些世人惯常以为的精神病人的形象。马莉并非没有遇见这种场面，但她有意识地把它们摒除在成片之外。她承认，进医院之前，自己对精神病人持有偏见。“这些偏见是我误以为正常的常识带给我的。待了之后，想法改变，所以我也在拍摄素材上做出了取舍：发病后的张狂，用得非常少。因为这不是他们的常态。他们的常态是由病和药物处理共同决定的结果。我希望有更多的人知道，这些重症精神病也是有正常期的，是可以恢复理性的常态，他们可以很清晰地认识自己，知道自己的疾病，然后去感受生活。我觉得我的片子比较接近他们整体的形态。”
《囚》剧照
影片里，病人大段大段的交流与独白中，常常透出一份对世界万物的犀利审视与“超脱”：
科学解释不了，就说你有精神病。我回来（再住院），因为没吃药。他们没回来，因为他们吃药了。奔财，奔色，是病。不奔，也是病。
他们医生有病吗？从辩证的角度来看，他们也是不正常的。
这些“金句”往往引来观众会心的大笑，和“哇塞”的反应。“精神病人真的常常会迸出比一般人更多更高明的‘哲思’吗？”以精神病学里“天才多是精神病人”的理论，貌似可以做出这样的结论。马莉却近乎无情地打破了观者的这种主观断想。“不是他得了精神分裂症或者什么，就变得更加聪明，或者变得像个思考家一样。这些话，其实太普通了。还是因为，当我们听见说这话的人是一个分裂症患者，他就显得高级了，或者这事儿因此反讽起来。”她既不愿受众将病人视为癫狂者，也不希望大家想当然地对他们过多附会和想象。
倾诉
每个病人的疾病成因，是精神科医疗领域的问题，不是马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