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改革开放前中国大陆通俗明史基本状况的基础上，对四十余年来中国大陆通俗明史发展的历史脉络进行具体而系统的考察。
拟分两个时期，从时代背景、代表作品、学术特征等方面梳理通俗明史的发展状况，阐述通俗明史的形式、内容的演变与社会发展、时代思潮之间的密切关系。
选择《明朝那些事儿》等作品，研究其迎合新阅读取向的写史目标，借助新传播媒介的普史方法，兼收大众口碑与商业效益的社会影响。
进而提出“作为方法的通俗明史”，即如马伯庸《显微镜下的大明》，运用通俗明史的写作方法，对专业明史研究成果进行再加工，改变通俗明史以帝王将相、宫廷争斗为主要内容的现状，开拓了通俗明史的新天地。
清末至民国随着汉民族意识的逐渐觉醒，对明代历史的研究亦逐渐展开通俗明史著作的写作和普及也应运而生。
期间推动了通俗明史作品的创作和普及的重要人物有梁启超、顾颉刚、吕思勉、黎东方“、蔡东藩、张闻天、范文澜、胡绳、吕振羽、蒋廷截和郭沫若等。
年，梁启超在《新民从报》刊登《新史学》，与旧史学分庭抗礼，此举被视为中国近代“史界革命”的开端。
梁启超在《新史学》中批判了旧史学的六病: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知有陈迹而不知有今务知有事实而不知有理想;能铺叙而不能别裁:能因袭而不能创作。
并概述了新史学应具备以下几点创新史学观:一曰国家意识:二曰民族意识:三日全球意识:四曰假设立论:五曰文风多元:六曰以论代史，此六论对当时乃至今日的通俗明史写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梁启超还指出旧史学的六病之害，具体有三:
“一曰难读。浩如烟海，穷年莫弹，前既言之矣。二曰难别择。即使有暇日，有耐性，遍读应读之书，而苟非有极敏之眼光，极高之学识，不能别择某条有用，某条无用，徒枉费时日脑力。三曰无感触。虽尽读全史，而曾无有足以激厉其爱国之心，团结其合群之力，以应今日之时势而立于万国者。”·
史料阅读障碍、阅读选择障碍与历史知识实用化障碍。这三者实际也是通俗明史写作必须解决的主要问题。
针对史料阅读障碍通俗明史作品应当使用通俗化的语言叙述、使用通俗化的文字书写:针对阅读选择障碍，通俗明史作品应当择取具有代表性的历史事件及人物进行写作与科普:
针对历史知识实用化障碍,通俗明史的写作内容需要具有群体共情性的人文关怀和社会历史性的启迪洞见。
近代中国通俗明史写作在写作形式和写作内容上的发展，是在梁启超明确提出的旧史学与新史学之辩的基础上加以提升和演进的。
此外，由于清末民初正处于中国新旧文化的交替和转型期，社会各界提倡民族主义、弘扬革命精神、批判封建迷信思想、呼吁广开民智，故而近代通俗明史的创作更多地与社会运动相结合。
顾颉刚提出:“凡足以激发民众向上意志而提高民族知识能力的一切事实和理论，都是通俗读物创作的积极对象”，通俗明史读物亦在其列。
可见，近代通俗明史创作的另一大主要社会责任就是将明史知识民众化和社会化。综上，反映时代思潮、指导社会实践，是近代通俗明史创作的基本要务。
同时，从整个中国大陆通俗明史的发展史上看，这也是长期以来通俗明史创作的基本要务。
最后，近代以来通俗明史的发展与明史研究的发展始终并驾齐驱。对明史的研究，在清代就已经有学者涉猎，现代明史研究开始于清末民初。
四个阶段性的研究分期第一个阶段是-年，当时的中国处于半独立状态，西方史学理论大量涌入国内，本土史学研究依旧保守，史学观念的核心立意以批判旧时代帝国政治、宣扬新时代民主政治为主。
随着这一时期的明史研究的发展，清末民初的通俗明史著作具备一个显著的时代特征:即与正统史学相辅相成，正统史学的治史模式要求学者大量阅读文献资料，主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