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性精神障碍患者暴力危险性较高，刑事诉讼中重性精神障碍被告人精神行为异常，扰乱庭审秩序，或伤害诉讼参与人，或妨碍司法公正，造成不良社会影响。了解重性精神障碍患者的犯罪心理是解析其诉讼心理的前提要件，法官主导的诉讼心理良性互动是诉讼程序顺利推进的必由之路。为保证重性精神障碍被告人参与的刑事诉讼案件诉讼程序能顺利推进，平衡诉讼当事人的矛盾心理，法官在诉讼中有必要引入心理学理论与技术，掌握常用诉讼心理融通之技；同时，完善类案程序机制，推进“专人专技”的诉讼辅导制度落地，最大化实现类案诉讼高效有质的“案结事了”。
-年，全国范围内精神障碍的流行病学调查得出我国精神障碍12个月患病率为9.3%、终生患病率为16.6%，而截至年年底，全国登记在册的重性精神障碍患者有万人。精神障碍患者作为特殊群体，其在社会中的体量逐渐增大，涉及精神障碍患者参与的刑事案件数量亦呈现逐年增长的趋势。随着我国精神卫生心理健康体系的构建，心理学技术在司法实践的运用虽然得到重视，但也表现出了后劲不足之态势。首先，法官对精神障碍的认知率低。绝大多数法官限于知识壁垒，缺乏熟练识别精神障碍的能力，“导致仍有数量较多的严重心理障碍者（可能的限制、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未被认识并作做进一步处理”。其次，心理学相关技术与诉讼程序嵌入不佳。结合司法实践的理论研究，心理学技术在司法实践中的运用主要集中在侦查阶段，如多道心理生理测试技术、心理痕迹分析技术、犯罪心理画像等技术，而在审查起诉和审判阶段的应用研究较少，以“诉讼心理学”为主题检索中国知网，—年仅有22篇学术文章发表。最后，心理学相关专业人员储备不足。我国目前精神科医生仅有3.4万人，相当于每十万个人中只有两位精神科医生，远低于发达国家和世界平均水平，无法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心理健康需求，要想在诉讼程序中引入心理相关专业人员，属实困难。
反观域外，心理学技术或相关专业人员在诉讼活动中的应用较为成熟且颇为频繁。在美国，一方面法律允许律师影响陪审团成员的遴选，“在陪审团成员的遴选过程中，心理学家会指导律师在可选范围内选择对己方有利的陪审团成员”。另一方面，美国精神卫生法庭的设立被视为近年来精神卫生法领域最重要的进展，精神卫生法庭最具特色之处在于程序参与人的角色改变，尤其是法官。法官突破“裁判者”的传统角色，转变为“治疗者”，而这也对法官自身的专业技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德国，早在年左右，随着司法酷刑的废除，越来越多的法律学者将心理学作为解决刑事司法实际问题的方法，如在19世纪早期，法律研究者认为对犯罪嫌疑人的道德谴责（themoralexhortationofthesuspect）可以作为一种心理工具，“扰乱犯罪嫌疑人的心态”。
庭审过程是诉讼双方为达到自己的诉求预期相互博弈的过程，难免存在冲突，相较于一般场所，重性精神障碍被告人的情绪更容易受矛盾的激化，阻滞庭审的推进，妨碍诉讼活动的顺利进行。如某法院代理审判员孙某某、书记员闫某某在对一起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件进行宣判时，被告人王某（因交通事故致颅脑损伤遗留精神障碍）因对该判决不满，当庭对孙某某、闫某某进行谩骂，撕碎宣判笔录及送达回证，并随即用拳脚殴打孙某某、闫某某，致孙某某头皮血肿及口唇黏膜破溃，严重扰乱法庭秩序。仔细斟酌，重性精神障碍被告人参与庭审可能会带来如下影响：一是“静”，一言不发，呆若木鸡，对法官、检察官甚至自己的辩护人的问话总是爱答不理，“安静”的让庭审难以继续；二是“躁”，胡搅蛮缠，出言不逊，情绪失控，扰乱庭审秩序，进而阻滞诉讼进程，延长诉讼期限；三是“拗”，固执己见，罔顾证据和法律，盲目提起再审、缠诉、重信重访，损害司法公信力。
综上所述，无论是基于涉及精神障碍患者刑事案件数量的增长，或是审判活动中诉讼心理技术和人员参与的重要性，还是为更好保障诉讼活动的顺利进行，精神障碍患者参与的庭审过程都对法官提出了更为严格的执业要求。为此，从犯罪心理学、诉讼心理学理论出发，结合重性精神障碍被告人参与庭审的司法实践，挖掘法官与其他诉讼参与人的心理互动历程，为法官处理此类案件提供心理技术指引，确有研究之必要。
一、探源：重性精神障碍患者犯罪心理状况解读
近年来，随着精神障碍患者人数的增加，精神障碍患者犯罪也有增长之趋势，了解重型精神障碍患者的犯罪心理，是从源头攫取诉讼心理形成机制。诉讼心理的形成不仅存在于诉讼过程之中，犯罪嫌疑人犯罪时的心理状态和心理原因亦是法官识别精神障碍犯罪嫌疑人诉讼心理的重要支撑。在此，笔者从重性精神障碍患者犯罪特征、犯罪心理原因出发，对重性精神障碍患者的犯罪心理状态进行解读，以期从中寻求诉讼心理求衡之良方。
（一）
重性精神障碍患者犯罪特征
重性精神障碍患者犯罪通常具有犯罪动机离奇多样、犯罪方式残忍、犯罪结果危害性大以及犯罪的随意性和偶然性等特征。犯罪动机的离奇多样可能是因为在精神病性症状的影响下犯罪嫌疑人失去了对现实的辨认和控制能力，其动机的产生更多地是为了迎合妄想、幻听等病理性内容。而犯罪方式残忍主要存在于犯罪结果危害性大的刑事案件中，精神障碍患者在妄想的支配下杀害亲属甚至是陌生人，造成不良的社会危害性。如南昌红谷滩杀人案，患有躁狂症的男子万某冲向正路过街头的三名女子，从红色袋子里掏出一把刀，毫不迟疑地刺向走在中间的沈某的颈部，致沈某抢救无效死亡。这种祸从天降的恶性伤人事件的发生总会引起社会的强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