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夏，广州，18岁的陈默站在教室走廊，把随身携带的30多粒精神类药物，一股脑儿倒进嘴里。
「如果结束了，就不用痛苦了。」她想。
这是她第二次想结束自己的生命，起因多少让外人摸不着头脑——一篇英文作文没背下来。
距离广州仅百公里的广东中山市，18岁的小哲正打算从当地精神病院逃跑。
「医护人员都是坏人，爸妈是一切的主谋，他们会杀了我的！」他越想越害怕，挣脱父母，向精神病院大门跑去。
年6月，新西兰奥克兰，18岁的张宁这周只刷了一次牙，洗了一次澡，剩下的时间都躺在床上，感觉浑身没劲。
消极想法、反抗父母、浑浑噩噩，也许很多人会把这种情况理解为青少年叛逆。
事实并非如此——他们病了。
看不见的痛苦
陈默再次醒来，发现自己躺在重症监护室。试图自杀前一个月，陈默被医生诊断为抑郁症。
陈默的诊断书▼
图片来源：受访者供图确诊前，疾病的痛苦早已包围她。
先是疼。「头疼，心脏疼，呼吸疼，疼的不能讲话，疼的流冷汗。」接着是耳鸣。后来是胡思乱想。「不想读书，觉得做什么都没有价值，不管干什么都觉得累，有自杀念头。」
陈默去看精神科医生，医生告诉她疼痛是幻觉。
「幻觉是假的，但疼痛居然是真的。」
遵循医嘱服药后，药物的副作用很快显现。
「头还是疼，自杀的念头不但没有消失，反而越来越强烈。」陈默有些沮丧：「既然吃药也没有明显改善，干脆结束吧。」
没能背出的英文作文，成为压垮她的最后一根稻草，开头的那一幕便出现了。
如果说陈默的病痛激烈而明显，那张宁的痛苦则隐性而缓慢。
「连吃饭、喝水这样的小事，也不愿意去做。」
「觉得未来一切灰暗，觉得自己是所有人的负担，哭泣。」
从初冬到仲夏，身在异国他乡的张宁觉得自己被掏空，只剩一副躯壳。熬到11月放假，回国。
在妈妈的陪伴下，张医院精神科，医生给出了诊断结果，张宁的状态也有了解释：抑郁、焦虑偏执状态。
医院诊断书▼
图片来源：受访者供图很多时候，精神疾病的痛苦像藏在海底的冰山，无法看见却又真实存在，小哲的情况就是如此。
年夏天，高中晚自习。这天晚上，小哲意识到自己「不正常。」
「我坐在窗边，盯着窗外路灯，看着灯光折射出来的两条光线。那一瞬间，大脑好像摁下了某个开关键，脑袋里的想法控制不住地涌进来。就像很多杂乱无章的线头被缠绕在一起，剪不断，理还乱。」
与陈默相似，一件小事成为小哲「爆发」的导火索。
与辅导员谈话的时候，小哲将他的幻想带入现实，冲着周围人大呼：「救命，他要杀了我！」
事后，小哲去看精神科，医生诊断他为偏执型精神分裂症，休学一年。
小哲诊断书▼
图片来源：受访者供图在家的一年，小哲最深的感受是「无聊」。
任何事情在他的眼里消解了意义。「每天都很煎熬，就像无数只蚂蚁在啃你的骨头，啃你的脑子。」小哲说。
别鼓励骨折的病人向前跑
许多患有精神障碍的青少年把自己封闭在狭小的内心世界，很少主动与父母交流。
在陈默的记忆里，童年的关键词是「严苛」，父母的严格要求让她很早就学会察言观色。
「那段日子是白色的，」她觉得：「就像潜水的时候，肺里的氧气用完了。眼前会出现一片白色，令人窒息。」
父母间的争吵、家庭的矛盾，陈默把这一切都归因于自己。尽管年才被确诊，但早在5年前，陈默就有了抑郁状态——开始是用手工刀割伤自己，进而，她第一次产生了结束生命的念头。
试图从8层高的教学楼跳下被拦住后，父母才意识到女儿如此让人「不省心」。闻讯赶到学校，父亲举手就要打她。巴掌没打上，父女关系的破损却落下了，「不理解」成了横亘在两人间的一面墙。
医院确诊抑郁症后，爸爸认为「是药三分毒」，不赞同药物治疗。陈默接受心理治疗，爸爸发脾气：「跟家里人都不说话，跟医生有什么好说的。」
尽管如此，陈默也感受到父母为她做的某些改变。「只要平平安安就好。」
她觉得与父母之间的关系就像一面有着裂痕的镜子，照出彼此，也映出裂痕。
在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丁若水看来：「家长在孩子治疗中起着重要作用。如果亲子关系出了问题，家长更要积极寻求专业帮助，尝试家庭治疗。」
「创伤已经形成，为什么要期望父母一旦态度转变，孩子就要开开心心地接受呢？不太现实。」
小哲与父母的关系相对和缓。他承认父母十分合格，但仍然觉得父母不了解他，无法沟通。「谁都很难理解我，可能是我比较奇怪。」他说。
与父母沟通的问题上，张宁幸运很多。
最初，张宁的妈妈杨霞与许多家长一样，完全没法理解孩子的状态。急躁的情绪随之产生，她和张宁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