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的上海正值酷暑，闷热的天气让行人汗流浃背。医院神经心理科主任吴志国在诊室不时接到以前老患者咨询或预约的电话。
“我们是吴主任的老病人了，特地从外地过来复诊。”小威和小凯（均为化名）的母亲说。
小威和小凯是一对17岁的双胞胎兄弟，一年前，两人因出现医院诊断为精神分裂症，治疗过程艰难却收效甚微，学业也一度中断。经过多方寻访，他们找到了上海市精神病学知名专家吴志国，最后终于确诊为抑郁症。仅正规抗抑郁治疗了6周，两个孩子的症状就得到了明显改善，逐渐回归到正常校园生活。
“多亏了吴主任，这两个孩子才能好起来。”患者的母亲接受采访时一再感谢，并开心的展示孩子获得年级第二名的奖状。
风起于青萍之末：主动投身精神卫生事业
年，吴志国从上海同济大学医学院临床医学专业本科毕业，进入卢湾区精神卫生中心成为一名精神科医生。
这时的中国精神卫生事业的现代化转型刚刚起步。旨在完善社区对重性精神疾病的防治和管理能力,以降低精神疾病患者肇事肇祸及其对社会的不良影响的“项目”（中央补助地方卫生经费重性精神疾病管理治疗项目）到年才出台。我国第一部精神卫生领域的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精神卫生法》，更是到年5月才正式实施。
在这样的背景下，吴志国主动投身精神卫生事业，让他的同学和朋友不甚理解。“同学中除了继续深造的，要么选外科，要么选内科，极少有人选精神科。”吴志国回忆，全班49人只有他和另一名同学成为了精神科医生。甚至不少人猜测，吴志国只是将卢湾区精神卫生中心作为留在上海工作的跳板，迟早要转型。
事实却非如此。“他们没想到我到现在都是精神科医生。”吴志国笑言，精神科在当时虽然不受人重视，但成为一名合格的精神科医生非常不容易：光病历就长达数千字，要完整叙述疾病故事，字里行间还要体现充分的诊断价值。他记得非常清楚，自己的第一份精神科病例足足改写了6次，写了一个星期才自觉满意。
为了积累更多临床经验，每天查房，吴志国都会把上级医生跟病人的沟通过程一字不漏的记录下来，从每一个提问和回答中反复学习，锻炼临床思维。即便如此，在那里足足工作了3年之久，他还不敢自信地认为能够独立接诊病人。
不畏浮云遮望眼：成为哈佛大学访问学者
正当吴志国以为接下来的日子平淡无奇时，一位医生的到来，却打破了他的平静生活。
“那是我刚工作的第二年，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杨献红老师晋升副高前过来‘下乡’带教查房。”吴志国发现杨献红医生给出的治疗方案不同于自己工作一年来所熟悉的传统药物治疗，而且方案中有一医院当时很少使用的。
“即便到了年，WHO数据显示，我国精神障碍识别率也只有50%左右。到年时，英国抑郁症的正确诊断率只有43.7%，而且还是有相当比例的误诊。更别提年的中国，当时精神疾病的识别率更低，治疗手段更单一。”吴志国称，那时他开始反思，在这样的情境下，“为什么有新的治疗方式，医院却没有及时引进和大力推广？”
这个疑问直到年他前往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进修，才得到答案。“医院医院之间差距太大，很多治疗方式存在明显的滞后性。”这个发现让他下定决心考研深造。
年，吴志国如愿进入上海交大医学院就读硕士研究生，参加了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方贻儒教授牵头的国家级课题——难治性抑郁症的临床特征及优化治疗项目。“这是非常幸运的事情。”吴志国介绍，因为该项目，他的硕士毕业论文是难治性抑郁症方向，直到现在，他的临床和科研主攻方向仍是难治性抑郁症以及与之相关的双相情感障碍。
年对吴志国来说是另一个转折点。硕士毕业后已在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工作2年的他，凭借优异的表现，以访问学者的身份，被派往美国哈佛大学医学院全球健康和社会医学系进行为期9个月的进修。
“很多时候我们在精神科诊断实践中使用太多的技术性语言，一板一眼将所谓‘标准化’的症状‘排列组合’来建构疾病，而较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