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耳光响亮》《后悔录》《篡改的命》之后，作家东西写出了他的第四部长篇小说《回响》。小说首发于《人民文学》年第3期，刚刚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单行本。
故事以一起年轻女性被杀案为开头，多个犯罪嫌疑人次第浮现。而负责这起案件的女警冉咚咚，在调查中突然发现丈夫私自开房。东西按“案件线”与“感情线”推进小说，在奇数章写冉咚咚的推理和侦破，在偶数章写冉咚咚与文学教授慕达夫的婚姻危机，最后一章两线合并。当一条线的情节跌宕起伏，另一条线的情节近乎静止，但两条线上的人物都内心翻滚，相互缠绕形成“回响”。
《回响》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单行本。特别的是，东西在这次写作中首次尝试了“推理”和“心理”元素。一开始他写得不自信，每一章都发给做刑侦的朋友看，当朋友告诉他自己被故事迷住了，他才慢慢建立了写作的信心。而在心理学领域，大半年的阅读与学习让他对他人与自己的复杂性有了更多的认知，也让他对笔下的人物心生更多的理解与包容。他想写出人心的无法揣摩。
“如果说以前我是直接写人，那这次我是写镜子里面的人。”6月18日，东西就新作《回响》接受澎湃新闻记者专访。他说，当现实投射到我们的心理，每个人的反应各不相同，就像照镜子，如果照的是哈哈镜，那整个身体都变形了。“什么样的材质有什么样的投射反应，而这个材质就是我要塑造的人物，我通过他们对现实和情感的反应来塑造他们。”
在他看来，现实有两种，一种是真实发生的，一种是“我认为它是这样发生的”。真实发生的事在经过人的讲述后，往往都变成了“我认为它是这样发生的”。而“我认为它是这样发生的”是小说家的天职，没有这个“我认为”，那就是社会新闻，而不是文学。
在小说结尾，冉咚咚破案成功，但故事依然没有结束。慕达夫对冉咚咚说：“别以为你破了几个案件就能勘破人性，就能归类概括总结人类的所有感情，这可能吗？……感情远比案件复杂，就像心灵远比天空宽广。”
“人物包括作者真正的成熟，或许就是能够容纳种种复杂与矛盾，而不是简单的非黑即白。”东西说。
东西。摄影：谜图公社把生活部分案件化，把案件部分生活化
澎湃新闻：年聊起《篡改的命》时，你说自己下笔越来越慢，写完一个段落至少看十遍，有的甚至二十遍，才敢往下写。这次写《回响》，是什么样的写作状态？
东西：还是像写《篡改的命》那么慢，这是我的写作习惯，每写一千多字就反复回看，生怕用字不准确，写歪了，生怕漏掉了更好的词和细节。这是不自信的写作，是卡夫卡似的：“每一个障碍都使我屈服。”看了一些心理学方面的书，我才知道这种貌似认真和严苛，其实是一种心理疾病或者说偏执。但我认为写作是需要这种偏执的，否则你就写不出不一样的作品。
澎湃新闻：你对于长篇小说的开始向来谨慎，过去三部长篇的写作节奏是“十年一剑”。《回响》的构思开始于四年前的春天。当时为什么想写这样一部小说？最早在脑海中架构的故事，是什么样子的？
东西：开始我想写一部关于信任与怀疑的小说，以家庭为背景，用爱情来做试金石，但这样写难出新意。新意在哪里？新意在写心理推理，就是把生活案件化，增加可读性，同时也加入心理学知识。家庭、婚姻和爱情，是我们都会面临却难以捋清的问题，我想捋一捋。但临写作了才发现，自己的心理学知识实在有限，便停下来，一边构思一边阅读心理学方面的书籍，大约一年后，我觉得光这条线太单薄了，必须再加一条有关案件的线索，让它跟那条线索对比、呼应。于是，便有了“奇数章专写案件，偶数章专写感情，最后一章两线合并”。结果，案破了，爱情却无法破译。
澎湃新闻：所以，是先有了“感情”线，再有了“案件”线，接着又有了两条线索齐头并进的构想。无论是哪条线，“推理”和“心理”都缠绕其中，女警冉咚咚既要推理案情，又要解开丈夫的开房之谜，既要洞悉犯罪心理，又要和丈夫打“心理战”。此前你对“推理”和“心理”这两个领域都是相对陌生的，为什么想到把它们合在一起写？你认为它们之间可能产生怎样的“化学反应”？
东西：推理是需要心理学知识的，了解人性或人心是推理成功的前提。破案高手都是心理学家，心理学家都是破案高手。同理，作家与心理学也是这种的关系。
出道至今，我一直写传统意义上的小说，也就是纯文学作品，但纯文学作品的阅读市场严重萎缩，如何吸引更多的读者是我这类写作者的严峻课题。这一世界性难题，法国新小说作家罗布·格里耶他们也碰到过。他曾经用侦探或推理的外衣，包裹他的新小说，但写着写着，基本上没有推理而只有新小说。于是，我想，能不能来一个既有真正推理又有新小说元素的小说？
澎湃新闻：《回响》确实具有很好的可读性，以命案开篇，充满了刑侦与悬疑色彩，吸引读者不断追问事情的真相。对于这部小说，你希望它“既有真正推理又有新小说元素”，也说过既不想把它写成猎奇剧，也不想写成简单的感情戏。除了把生活部分案件化，你也试着把案件部分生活化，可否把这种平衡理解为《回响》有别于类型文学意义上的通俗小说的地方？
东西：我尽量让案件生活化，就是在写案件的奇数章里，把笔墨重点落在嫌犯们的家庭影响，心理构成上，并试图挖掘他们的作案动机、成因。这样，奇数章的风格就与偶数章的风格统一了。
有好多前辈作家把案件写成了纯文学的经典，比如司汤达的《红与黑》，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卡拉马佐夫兄弟》，卡波特的《冷血》，马尔克斯的《一桩事先张扬的凶杀案》等等。我在阅读以上小说时，不会把它们当成通俗小说，反而觉得很不通俗。
《回响》以命案开篇，充满了刑侦与悬疑色彩。《人民文学》卷首语写，这是一部可以无限延展的长篇小说。没有“我认为”，那就是社会新闻，而不是文学澎湃新闻：一开始看这部小说，我还不大明白书名为什么要叫《回响》，似乎直到第六章写刘青说话时的状态，才第一次出现了“回响”二字。但在阅读中，我越来越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名字，无论是案件线还是感情线，都充斥着现实对心灵的投射，也因此存在着与“原声”不一甚至完全相反的“回响”——比如语言，很多话是“正话反说”；比如幻觉，跟现实大部分是反的；还比如记忆，“记忆是为需要服务的，就像历史任人打扮”。我也好奇，这个小说名是在写作的哪一个阶段冒出来的？和之前的三个长篇相比，我感觉这个小说名不那么直接，它更幽微、细腻、耐人寻味。
东西：心理学有一个“投射效应”，就是把自己的喜好投射到别人身上，遇到类似的人投射会比较准确，但遇到不相似的人，投射就会产生严重偏差。当现实投射到我们的心理时，我们的反应也各有不同，就像你照镜子，如果你照的是哈哈镜，那整个身体都变形了。所以，什么样的材质，有什么样的投射反应，而这个材质就是我要塑造的人物，我通过他们对现实和情感的反应来塑造他们。如果说以前我是直接写人，那这次我是写镜子里面的人。
这或许就是“回响”的最初来源，书名是小说写到三分之二时才决定用的，越想越喜欢，觉得现实与心灵，此家庭与彼家庭，幻觉与真实，爱与恨等等，凡是有对比的地方，都有可能产生回响。
澎湃新闻：写“镜子里面的人”，这个提法真有意思。《回响》用心塑造了一批人物，尤其在人物的童年、经历、家庭关系方面费了不少的笔墨。我发现，受害者夏冰清的讨好型人格、冉咚咚的偏执型人格、嫌疑人吴文超与刘青的自卑、嫌疑人易春阳的“被爱妄想症”，其实都在他们各自的“过去”里有迹可循。从这个意义上，我们是否也可以把小说两条线里的种种现象与后果，理解为“当下对过去的回响”？
东西：你的概括太好了。我们之所以成为我们，不都是过去塑造的吗？以前，我对电影或文学作品中的人物性格成因，动不动就回溯童年和家庭非常反感，认为今天的我与昨天的我没有关系，我今天的所有表现都是横空出世的，没有谱系，但写这部小说时，我才意识到我这样认为是对过去的排斥，潜意识里是在排斥过去的不好或者说是想故意遗忘过去的负面情绪。而事实是，任何一个人都不可能摆脱过去对自己的塑造，包括一个民族的性格，包括集体无意识。
《回响》首发于《人民文学》年第3期。澎湃新闻：“回响”作用于行为，更作用于不为人知甚至不为己知的心灵。小说行文密布着各种心理学分析，如斯德哥尔摩综合征、沙赫特的情绪产生实验、荣格提出的集体无意识……批评家吴义勤将《回响》视为一部典型的“心理现实主义”小说，因为小说里的“现实”包含着突出的心理体验。
他说：“小说中的世界不是作为’（典型）环境’而存在的，不是我们所看到的作为客观存在的世界。作家更多时候是通过人物包括案犯们的讲述，提供了他们对这个世界和自我的理解，因此这个世界是一个‘人’的世界。”
你如何回应“心理现实主义”小说这个提法？你认为客观现实世界与个人主观意识里的世界，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两者之间怎样相互作用甚至相互撕扯？
东西：我认可“心理现实主义”这个界定。现实有两种，一种是真实发生的，一种是我认为它是这样发生的。真实发生的在经过人的讲述后，往往都变成了“我认为它是这样发生的”，现在每个国家的新闻都是这么讲述的，每个国家都在选取每个国家的角度。因此，任何经过讲述的现实，都已经不是完全的现实，它在经过讲述时已经被修辞了，这就是“罗生门”。
而“我认为它是这样发生的”是小说家的天职，没有这个“我认为”那就是社会新闻，而不是文学，文学比社会新闻更加“我认为”。虽然都有“我认为”，但文学更倾向于求真求善求美，而且对人心的滋养更有效，为了这个有效，作家会写出一种可能的现实。如果说现实提供启发，那主观意识就提供了想法。
澎湃新闻：前面你也说到，为了写这部小说，在一段时间里你一边构思一边阅读心理学方面的书籍，最后呈现的文本让我们看到你为这部小说所做的充足准备，也看到你作为严肃作家的严谨。在这部作品里，关于如何处理鲜活具体的故事和相对抽象的心理学知识之间的关系，你有什么样的独特体会？
东西：对于心理学理论，我好像只是部分地使用，有些心理是我的发现，是写到此处时自发的跳出来的概括。小说主要还是写人，写情节，细节，偶尔的分析是想给人心找到理论依据，但更多是心理直觉或潜意识的反应。
文学创作不应该受已有的知识约束，知识是拿来为创作服务的。比如冉咚咚，她的性格看起来有些偏执，但只要我们注意到她的职业和压力，就能理解她的行为了。她自己也意识到了偏执，所以她问自己：为什么活成了自己的反义词？明明心里是这样想的，可说出来的意思却与想的完全相反。写出她的心理矛盾，也许才真正地把她写准确了。人心比天空浩瀚，人物包括作者真正的成熟，或许就是能够容纳这些矛盾，而不是简单的非黑即白。这些认知的转化，好像都是心理学知识进入文学后的化学反应。
澎湃新闻：到最后，冉咚咚破案了，但故事依然留下了很大的想象空间，比如慕达夫是否真和贝贞发生过婚外情？他是否就是那个对卜之兰始乱终弃的文学教授？冉咚咚的“疚爱”，是否足够强大到挽回她与慕达夫的婚姻？……这是否可以理解为：小说两条线，案件线能解，但感情线无解，就像慕达夫说的：“感情远比案件复杂，就像心灵远比天空宽广”？你如何看待爱情和婚姻的关系？
东西：不止一个读者问我到底慕达夫出没出轨，我说这是一道测试题，答案就是心理投射，认为慕达夫出轨的他已经出轨了，认为慕达夫没有出轨的，他还没出轨。我只能说小说，没有资格说爱情与婚姻。作家不是婚恋专家，作家只发现有趣的现象加以描绘，而提供不了答案。而关于婚恋的答案，也许都是伪答案，爱情和婚姻被一代一代作家书写，其原因就是其复杂性和广阔性，也有人说爱情和婚姻其实很简单，所以，说不清楚。《回响》不是往简单上写，而是想写出心里面的无法揣摸，即使你是神探，即使你是心理学家。
所有的铺垫，都是为了最后那道光
澎湃新闻：在我看来，《回响》除了探究人心，也在人与人的“关系”，尤其是“亲密关系”上给予我们很多启示。小说中出现的亲密关系，无论是子女与父母的关系、夫妻关系、情爱关系、朋友关系，大多是千疮百孔的。比如夏冰清的父母对女儿“一问三不知”；比如冉咚咚能洞悉罪犯心理，却无法走进丈夫的内心；比如吴文超得到了夏冰清的信任，却也辜负了她的信任。你对于现代社会中的亲密与信任，是相对悲观的吗？
东西：小说里也写了相信，比如夏冰清相信吴文超，慕达夫相信冉咚咚，刘青相信卜之兰，徐海涛相信曾晓玲。徐山川的选择是为了维护原家庭，徐海涛的选择是为了买房子给曾晓玲，吴文超的选择是为了证明自己离开父母后仍然活得好，而刘青的选择则是为了投奔恋人卜之兰，就连易春阳行凶也是为了幻觉中的爱。由于他们造成了夏冰清的不幸，所以，他们的选择是不道德的，虽然他们的出发点都正确。至于冉咚咚，她对慕达夫的极端不信任，恰恰证明她爱他，当她在案件中找不到信任之后，就要在最爱的人身上找信任，我想她的过度偏执里有女人撒娇的成分。
澎湃新闻：徐山川、徐海涛、吴文超、刘青、易春阳，他们接力似的完成了“杀人”——从念头诞生到行为落实。小说里有一段写得特别残酷，是说暴行发生了，但所有当事人都能找到脱罪的理由：
“徐山川说他只是借钱给徐海涛买房，并不知道徐海涛找吴文超摆平夏冰清这件事。徐海涛说他找吴文超，是让他别让夏冰清骚扰徐山川，而不是叫他杀人。吴文超说他找刘青合作，是让他帮夏冰清办理移民手续或带她私奔，却没有叫他去行凶。刘青说他找易春阳是让他搞定夏冰清，搞定不等于谋害。而易春阳尽管承认谋杀，但精神科莫医生及另外两位权威专家鉴定他患间歇性精神疾病，律师正准备为他作无罪辩护。”
徐山川是杀人念头的起源点，易春阳是杀人行为的执行者，他们的罪行是显现的。但我在某种程度上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