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8月15日，日本侵略者宣布无条件投降，上海沉浸在胜利的狂欢之中。
除了汉奸卖国贼，也有愁苦人。刚满五十岁的陈顺通，此时正处在人生的低谷间。
他囊中羞涩，从哈同花园附近的四明村出发，穿过欢乐的人群，徒步来到外滩，孑立于黄浦江畔，向吴淞口水域久久地眺望……
该回来了！他的船——“顺丰”号和“新太平”号。这是他的心血，他的骄傲，他的希冀啊！
年，14岁的陈顺通离开故乡宁波，踏上父亲的木质八卦船，扬帆北上，跨进了上海滩，拜大连汽船株式会社上海分社经理戚永庆为师，学习航海业务。
几番风浪，几度春秋，他从一个见习水手变成了谙熟技艺的船长。一次他在军阀部队的追捕下，救出了国民党元老张静江，并将其护送到了大连。
国民党元老张静江
张静江赏识他的勇敢机智，后来举荐这位沉默寡言的年轻人担任国民航运公司的经理。从此，他肩负起了为北伐军暗中运输军火的光荣使命。
北伐胜利，张静江任浙江省主席，任命陈顺通为浙江建设厅厅长兼内河招商局局长。著名的钱塘江大铁桥，就是在他主持下完成的。
但他志在大海，不久便辞去政界要职，决心独资创办海上航运企业。
张静江念他对革命有功，将原属国民航运公司的一艘货轮——“太平”号赠送给他。
他感激张静江的一片盛情，却不肯接受无偿恩赐，执意要用风险来检验自己的意志，靠本事来实现自己的抱负。
陈顺通不愧为奇人奇才。他小时候仅仅读过几年私塾，短时间的突击自学，竟学会了英语、德语和日语三门外国语，又在实践中学会了复杂的航海专业和经营管理学。
陈顺通
凭着这一股韧劲，闻名上海滩的均泰钱庄经理钱声远赋予他极大信任，给了他高额信用贷款，买下了“太平”号货轮。
检修完毕的“太平”轮油漆一新，昂然鸣响了长长的汽笛声。
年9月1日，由陈顺通任经理的中威轮船公司正式成立，所以命名为“中威”，因为这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家独资创办的海运公司，志在为中华树威。
“太平”号轮机欢唱，“中威”生意兴隆，不足四年时间，又向英国和澳大利亚购进了三艘货轮，命名为“新太平”、顺丰”、“源长”。
由此，中威公司的货轮总吨位超过了二万吨，跻身于当时世界著名航运公司之列。
“中威”的航线不断延长，由国内伸展到东南亚各国，又毅然打破帝国主义对新生的社会主义苏联的经济封锁，开辟了中苏新航线，北上海参歲。
30年代海参威
首航成功，受到苏联人民热烈欢迎，荣获苏联政府颁发的奖状。
30年代初，“中威”作为中国海运的先驱，在国际航运界贏得了崇高信誉。
年10月14日，经日本大同海运株式会社的热忱要求，陈顺通代表“中威”与“大同”签订了定期租船合同：
将吨的“顺丰”号与吨的“新太平”号租给“大同”使用。
在30年代，三五千吨的轮船通常就称作巨轮了。近七千吨的“顺丰”号在国内属于最大的一艘船舶。
当时合同规定，从船舶交付之日算起，租期为12个日历月。租船合同于年11月1日上午6时正式生效，租船人自年12月1日起收回船只并收取租金。
为了预防可能出现的意外事故，“中威”又以高额保险金分别将两轮向日本的“兴亚”、“三菱”两家海上保险株式会社投了船体保险。
风云突变，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发生，对日抗战开始。
为了防御日军的大举入侵，陈顺通毅然献出四千来吨的“太平”轮和“源长”轮，分别自沉于江阴口与宁波湾航道，以阻止日本海军舰只的逼进。
“太平”轮是中威公司的起家之宝，本来可以挽回覆没厄运。
镇守宁波的城防司令王嗥南找陈顺通谈判，提议用别的旧轮同“太平”掉包，让“太平”号换一个船名，太太平平地继续跑海运，只是全部收入要四六拆账，让王嗥南坐享其成。
国难当头，亡国危机就在眼前，民族败类却贪欲如壑。陈顺通嗤之以鼻，“太平”号终于降下国旗，破舱下沉了。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他尽了自己作为一个爱国公民的最大职责。
中日两国间的战局迅速升级，陈顺通祸不单行。与修船业务配套的中威机器厂被日寇侵占吞没，和日本大同海运株式会社也失去了联系；
尽管租船合同期满，“顺丰”和“新太平”两艘巨轮却从此下落不明。
陈顺通寝食不安，将家中珍藏的一点字画古董统统翻了出来，求助于日本友人，以民间贸易往来的名义，于年春买了机票直飞东京，访找大同海运株式会社。
皇天不负有心人，他总算找到了“大同”的法人代表。不料，“大同”代表哭丧着脸哀哀相告：
“顺丰”和“新太平”两轮都被日本海军当局强行扣截征用，“大同”商社也濒临倒闭，一时丧失了兑现合同的实际可能。
陈顺通想找日本海军部交涉，“大同”代表婉劝道：找强盗说理等于自投罗网，非把你当中国间谍抓起来不可。凡事忍为先，还是忍一忍再看吧！
陈顺道的东京之行一无所获，气得大病一场。他痛心疾首，但并不绝望。
有合同在，有保险金的收据在，有法律在，有公理在，“顺丰”和“新太平”总有一天物归原主；即便出了什么事，也可以通过法庭索取合理赔偿。
30年代末的日本东京
汪伪政权成立后，曾派人同陈顺通接触，主动提出愿意出面斡旋，争取尽快让日本军方归还“顺丰”和“新太平”两船。
条件是陈顺通必须出任伪职，同时答应给他虹口区的日式花园洋房一幢，轿车一辆，保镖四名。
陈顺通坚决推辞了。他要船，更要清白灵魂，宁可受穷，也不当汉奸。
在破产的日子里，他唯有期待，期待战争的结束，期待“顺丰”和“新太平”的安然归来。
黄浦江悠悠东流，吴淞口方向烟波浩渺。战后萧条，船只稀少，他望眼欲穿，此时竟不明白，他永远也见不到他的“顺丰”和“新太平”了！
抗战胜利，接收大员们纷纷从大后方飞抵上海，将大批由日伪吞并的民间企业财产，也作为接收目标揩进自己的腰包。
航运界的几个新贵将国家理应补偿给上海33家船东的万美元抗战损失费扣住不发，作为资金，强行成立“复兴航运公司”，以谋私利。
这万美元的补偿金中，“中威”占有十分之一。陈顺通不但是中国航运界的前辈，又是航运界的抗战功臣，中央交通部特授予他一级勋章。
他是自由公民，不甘心于俯首听命当奴才，不甘心于忍气吞声听任官僚资本的盘剥，便通过儿子陈洽群的好友蒋纬国协助，取得了蒋介石的手谕，特许“中威”退出复兴航运公司。
陈顺通虽然退出“复兴”，却只取得赔偿金的一半——18万美元。
18万美元比起他在抗战期间的实际损失，是小巫见大巫，不过，有了钱，也就有了追求事业复苏的资本。他心里踏实了。
上海大亨杜月笙霸占了上海航业公会理事长职位，为装点门面，需要既有声望又有真才实学的陈顺通出任副理事长，他也敢一口回绝。
他将这笔赔偿金的大部分投往香港，另辟经营门路；小部分作为活动经费，他决心尽一切努力，按国际法准则找大同海运株式会社交涉，去要回他的“顺丰”和“新太平”。
杜月笙
有船就有一切，有船就能东山再起，重新驰骋万里碧海。
交涉复交涉，“大同”商社代表只是一味叹苦经而无力履约，把全部责任归之于日本海军部。
“大同”的困难确有可以理解之处，陈顺通便于年2月15日给美国驻日本占领军最高司令长官麦克阿瑟写了一封信。
吁请这位有“日本太上皇”之称的美国上将出面敦促日本新政府维护国际公法，协助“中威”公司收回“顺丰”与“新太平”两艘轮船，并赔偿由于日方违约而造成的全部损失。
37天后的3月24日，陈顺通收到了由道格拉斯?麦克阿瑟亲笔签名的打字复信，信中要求“中威”说明两船的有关情况，并提岀处理此事的办法。
事情好像有了希望。陈顺通和他的法律顾问魏文翰忙碌了起来，兴冲冲地写好材料，译成英文，用航邮从上海径寄东京的麦克阿瑟将军。
麦克阿瑟将军再也没有给陈顺通复信。石沉大海。好一颗“空心汤团”！
年5月3日，日本颁布了新宪法，内有国家承担战争赔偿的规定。
陈顺通感到兴奋，深信自己的索赔主张持之有理。可惜，他的身体渐渐支持不住了。一天夜里，他突然腹痛吐血，医院，从此再也没有踏进家门。
年11月14日，陈顺通死于胃癌，年仅54岁。停止呼吸之前，头脑一直很清醒，他立下了遗嘱，托付儿子陈洽群全权处理“顺丰”、“新太平”两船的索赔事宜。
随后，又将洽群唤到身边，庄重地说：“我的实际产业并不多。主要的产业在日本，是‘顺丰’和‘新太平’两条轮船及赔偿金，算上利息，是一笔可观的巨款。”
“这些要靠你去争，争到手，就得继承我的遗愿，为中华扬威。你一定要坚持下去，用最后胜利来告慰我的泉下之灵！”
陈洽群在父亲面前立下了誓言，要为实现父亲的遗愿而奋斗。
从书面交涉到当面交涉，从一般交涉到法律诉讼，作为“中威”公司的继承人，陈洽群开始了一场旷日持久的韧战。
陈顺通的遗嘱
自年第一次踏上日本国土至年的23年间，他曾连续37次到过日本东京。用于交涉和诉讼的费用，高达60万美元。
陈洽群和他父亲陈顺通的性格相比，有同有异。相同之处是刚正不阿，坚毅勇敢，认定一条道非要走到底，百折不回。
不同之处是，父亲属内向型，沉静宽和，不苟言笑；儿子则属外向型，豪爽奔放，举止洒脱，嫉恶如仇，喜笑怒骂随心所欲。
还在大夏大学攻读经济管理专业的时候，他就是学生会的领袖，每每遇上爱国抗日的政治事件，他都会带领同学们走上街头，冲在前面。
船案索赔的担子落到了他的肩上，他不仅认为这是家庭的重托，更是一项民族的使命。
无论国内国外，应该归还和赔偿的钱财不拿到手，他觉得这是向赖账者妥协，这是有损国格和人格的行为。
交涉伴随着调查，他渐渐发现，这一船案的复杂性远远超出他原先想像的程度。
两船被日本海军扣截征用后，先后出了事：年10月21日，“新太平”在日本海北纬34度47分、东经度24分的伊豆大岛触礁沉没；
年12月25日，“顺丰”在南海北纬0度51分、东经度误触日军敷设的水雷，也爆炸沉没了。
合同期内，本应由“大同”直接交付给“中威”的部分船租，已被日本政府收存代管；
两船沉没后，“兴亚”与“三菱”两家保险公司遵照原定协议，也及时交付了部分赔偿金，只是这些赔偿金和其他所有发生海难的船舶赔偿金一样，统统由日本政府强行收管了去。
于是，要债的对象出现了多元化，其中一家竟是日本国政府的大藏省（即财政部）。
陈洽群穿梭似的来往于有关企业与大藏省之间。有的企业代表态度是诚恳的，谴责日本侵华战争给双方人民带来灾难，表示愿意遵照法律规定履行全部赔偿义务。
50年代的日本东京
而大藏省的财政官员却表面谦恭而实际搪塞：都怪这场战争啊！给你们添麻烦啦！我们深感不安啦！只因人事变迁工作难做啦！只好请中国朋友多多关照啦！云云云云。
解决“中威”船案，陈洽群既看到希望，更看到障碍。
于是，在与“大同”、“兴亚”、“三菱”及大藏省积极交涉的同时，他也和政治、新闻、学术、法律界展开广泛接触，向社会介绍?两船租用和沉没的真相，严正要求给予合法赔偿。
真理的声音，是辐射最广穿透力最强的武器，日本朝野都为这笔旧债而震动了，纷纷向陈洽群表示同情，并伸出了援助之手。
曾任首相的石桥湛山和他的儿子、终生参议员石桥湛一，也仗义执言，公开呼吁日本政府和有关方面尊重中国公民的神圣权利，尽快地合理解决这一船舶赔偿案。
年4月，大同海运株式会社并入了日本海运株式会社。
随着日月推移，原来与之签约的大同海运株式会社人事更迭，日本海运株式会社对“中威”船案的态度变得越来越蛮不讲理。
日本海运株式会社旗下的造船厂
日本政府有关部门中的少数官员更是无视日本社会的正义呼声，公开作梗。
陈洽群反复交涉无效，别无选择，决定通过法律途径来解决这一悬案。经日本友人推荐，他聘请了日本著名大律师绪方浩为调停人，首先向东京简易裁判所提出民事调停。
调停，首先要确认事实真相，辨别法理是非。
年冬，以绪方浩为首的，有日本著名律师森本脩、龟山脩平和佐滕正昭参加的“中威”原告律师团正式成立。
年7月与8月，绪方浩亲自奔波于东京和香港之间，在律师团其他成员的配合下，对“中威”船案作周密调查，搜集了大量的证据材料，整理出“中威”船案的《案情报告》。
9月17日，他给在香港的陈洽群写了一封中文长信，概述了报告要点和自己的明确态度，也提出了具体的对策。
绪方浩在信中说：“为了维护在香港中国人之权益，由香港船东协会向日本领事馆抗议，展开政治的经济的斗争，将舆论通告日本政府，促其反省，即谅可获提早解决。”
陈洽群（中）与日本律师绪方浩（左）商议索赔事宜。
不必讳言，“中威”船案之所以迟迟不能解决，确因为关系着政治因素。绪方浩深知这一情况的重要性，所以他仍寄望于“政治解决”。
陈洽群也清楚这一点，出于义愤，他在无数次交涉遇挫之后，曾向日本新闻界大义凛然地提出“以实力对实力”的方针，要在香港发动民众“全面抵制日货”，“停止码头起卸”。
对此，绪方浩开始抱息事宁人态度，“因我本身为日本人而热爱自己的祖国，故当时请各位不可有此行动。
但冷酷的现实使他清醒与震怒，所以在9月17日信中又说：“时至今日，除此方法以外，已无法可促使日本政府反省。”
日本政府不肯反省，但大和民族自有良知在。民事调停正式开始，无需采取任何非常行动，道义与法律的夭平，便急剧地向着“中威”倾斜。
法庭调查开始，凡在历史上同“中威”船案有过联系的当事人或旁证人，如运输事务官福井重孝、龙口保三郎等，都为法庭提岀了符合事实的供述书，无一出现回避、搪塞、抵赖、诬栽等不良行为；
部分承办法官也怀着一种民族内疚的深沉感情，表示要秉公执法，妥善处理好这一桩使中国人蒙受巨大财产损失和心灵损伤的悬案。
年12月至年4月，东京有四位享有名望的高级专家先后为“中威”船案作出了负责的书面鉴定。
这四位高级专家是：商业博士、文学博士斋藤荣三郎，法学博士田村荣策，国际法专家、一桥大学教授大平善梧，国际法专家、东京大学教授寺译一。
四位专家的鉴定书，长的洋洋万言，短的也达数千字，分别从道义、法律、国际关系、贸易关系等诸方面作了科学论证，一致认为理在“中威”，法律应该保护“中威”的正当权益，给予合理赔偿。
可借债不还，当赔不赔，这是日本海运株式会社和日本政府中有关决策人的既定方针。
不论是大藏省、运输省、通产省、外务省、法务省，既不得不插手这一诉讼案，又都不肯承担责任。
日本中央政府办公大楼
此时的陈洽群，不到50岁，正当盛年，白发却已悄然爬上了他的双鬓，多少精力消耗在这个船案之中，光说由他亲笔书写的各类文件书信，就达数十万字了。
他不后悔，生命之舟既然已经卷入了激流，下篷停桨，就意味着一泻千里，一败涂地。他唯有继续奋进，一往直前。
对簿公堂既然势不可免，那就破釜沉舟，走正式诉讼之路，尽管对手是庞然大物，也要告，告日本海运株式会社的同时，也告日本政府。
决心已定，陈洽群正式委托日本绪方浩大律师为本案的诉讼代理人，郑重地授予他以全权委托书。
公民状告政府，虽然为日本的宪法所允许，但毕竟是要冒巨大风险的，何况一个外国公民状告日本政府，所冒的风险就更大。
年4月25日，陈洽群向东京地方裁判所正式提出民事诉讼。
东京地方裁判所
一次次的开庭，一轮轮的争辩，舆论大哗，“中威”船案成了当年的国际新闻之一。
东京都的大报《每日新闻》以“不法捕获”为大标题，称这一强行征用中国民船的案件为“战时的恶梦”，呼吁给予公正解决。
正因为人心向背，法庭上的气氛，明智与现实的精神占了主导地位。绪方浩抱着决战决胜的姿态愈辩愈勇；被告人和被告律师团的成员们的脸色则越来越变得灰暗无光。
陈洽群怀着乐观的心情，等待着最后判决。
年6月28日，东京地方裁判所，诉讼第九庭。全案即将审理完毕，承审法官突然向原告人提出一个奇怪的问题：“陈洽群，你是什么国家的人？”
这是一个听来十分平常的问题。正因为这个平常的问题，提出于不平常的时间和不平常的地点，陈洽群心中震颤了一下，立即意识到此中必有缘故，决不可掉以轻心。
他思索了片刻，镇定地回答：
“我是中国人，难道这有问题吗？”
“中国人的概念太笼统了。”法官解释道，“中国人有大陆的中国人，台湾的中国人，香港的中国人，也有世界各地的中国人。请用准确的语言表达，你属于怎样的中国人？”
问题提得好意外，陈洽群毫无思想准备。法庭上举座肃静，无数双眼睛在盯着他，被告人以一种戏谑的目光在盯着他，辩护席上的绪方浩以一种鼓励的目光在盯着他。
瞬间考验，才是全部素质的考验。丰富的学识和随机的警觉，给了陈洽群最快速度的反应和最佳的抉择。
他忽然恍悟到，这是承审法官在继承人资格上对他进行有意刁难。他断然回答道：
“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合法居住在香港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
绪方浩舒了一口气，轮廓分明的脸庞上露出了轻松的微笑。陈洽群留意到，被告人的眉宇间却掠过了一丝明显的沮丧，他没有得到希望得到的答案。
严格地说，陈洽群当时的身份，从法律观点看，还处于一种带有可变性的不确定状态中。
70年代初的香港
他长住香港，也可以说“我是一个香港籍的中国人”。
其父陈顺通原是中国航运界的元老，他与他的中威公司，在海内外航运界享有很高声望，陈洽群是他的合法继承人。
台湾当局和航运界友人正频频邀他入台，还派人面谈，多次表示愿意帮助解决船舶索赔悬案，为此，陈洽群也可以说“我是台湾人”。
由于日本同英国及“中华民国”均有过关于战争赔款问题的双边协议，如果作为香港公民，日方可以推说所有赔款问题已经一揽子解决，“遗留问题”可向英国政府交涉，不再单独受理；
如果作为台湾公民，日方也可以说蒋介石代表的“中华民国”政府，已宣布放弃对日本的战争赔款要求，从而把民间赔偿与国家间、地区间的战争赔偿混为一谈，力图将此案一笔勾销。
陈洽群称自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不但是一种信仰性的选择，也是一个明白的客观事实。
蒋介石政府放弃对日索赔的《旧金山和约》签订现场
大陆解放前夕，许多人曾经劝过陈洽群全家迁居港台，父亲陈顺通和一家老少都执意不从。
陈洽群因中威公司的业务需要抵港后，妻子钱德伦和孩子依然留居上海，全家人都把上海视作不可分离的故乡。
确认自己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船案处置上对日方也是一个约束。
当时，中日关系尚未正常化，双方对战争赔偿问题也不曾有过任何协议，按照日本宪法和国际法，民间赔偿随时可以列入议事日程。
东京地方裁判所的法官提出这一问题，显然是别有用心的。未能达到目的，只好偃旗息鼓，宣布全案审理完毕，定于当年11月正式公判。
11月初，陈洽群忽又接到律师团的传达：东京地方裁判所临时通知，原告人必须提供本人身份和家属关系的证明，始可进行判决。
东京地方裁判所的法官解释说：这个问题之所以重要，是关系着原告人身份是否真实与合法的问题。
一待赔偿实现，一笔巨大的财富能否落入陈顺通的合法继承人之手，我们对此不能不表示关切，不能不加以严肃对待。
为“中威”船案的交涉与诉讼，已进行了三十多年，第一代受害人已经抱恨终天，当是非曲直临近于明朗化，居然怀疑起继承人的合法身份来了。
似乎从陈顺通逝世以来的漫长诉讼过程中，日本方面一直是在同“假设敌”作战。岂非笑话？
但是，既然这样的笑话被法官说得如此神圣，既然这一证明手续是通向全胜目标的最后一个必经阶梯，陈洽群、绪方浩和整个律师团都一致接受了，他们商定，立即釆取实际步骤，用最快速度办成这项证明手续。
在年的特定形势下，用法律手段公证陈洽群的身份及其亲属关系，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
香港尚未回归祖国，它暂时还隶属于英国的管辖范围，一位原居上海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又合法移居于香港，这种双重关系势必牵涉到两个国家数个地区的行政管理体系。
为这样一纸小小的证明文件，陈洽群又一度马不停蹄地奔忙起来，他跑我国外交部领事司，他跑英国驻我国大使馆，他跑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说明意图，提供依据，要求给予特别帮助。
在这一片空前的混浊与喧闹之中，有一个伟大的头脑却在冷静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