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王茜隋真
编辑/KY主创们
徐铌是年度的四位“罗德奖学金”中国获得者中的一位，这名来自北京大学临床医学专业的学生，是罗德奖学金进入中国以来、中国首位精神病领域奖学金获得者。罗德奖学金是全球历史最悠久、最富盛誉的奖学金，也被称为史上最难申请的奖学金，每年录取率仅有0.7%，被称为“本科生的诺贝尔奖”。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罗德奖学金已经培养了多名罗德学者。成为罗德学者，不仅意味着可以获得顶尖的教育资源，更意味着“一个终身制的会员身份”。
早晨新闻公布之后，今天我们访谈了徐铌，他第一时间和我们分享了自己为什么选择走上精神病研究的道路、他在国外实习与学习的见闻，以及他对中国精神科的医疗和精神健康现状的看法。
▲徐铌在牛津大学分子医学中心基因组编辑实验室▲
为何选择医学和精神科
Q:作为中国首位获得罗德奖学金的医学生，能否介绍下是什么促使你选择了医学和精神病学专业？
A：我从很小的时候就想学医。而选择精神科不是一天做出来的决定，总的来说，动机一方面来自于我的个人经历，通过对病人的治疗，能够使我获得极大的满足感；另一方面，中国的精神科学还存在很大的挑战，同时也并存着机遇。
Q:能具体谈谈相关的个人经历吗？
A：我对精神科的第一个印象来自姥姥。我出生在贵州山村，从小跟着姥姥、姥爷长大。姥姥是我生命中很重要的人，但她曾有过自杀经历，当时是被只有八九岁的妈妈给救了，在很长一段时间，她的这段经历都是以“更年期”作为理由解释的。
等我去医学院之后，发现“更年期”是无法解释这件事情的，后来才知道其实姥姥患了抑郁症。当然，后来姥姥接受了正规治疗，这也是为什么在我的印象里，姥姥一直是一个非常热情、健谈的人。从这个故事大家也能看出来，得了抑郁症之后，只要接受正规治疗，是可以有希望康复的。
这是我选择精神科的动机之一。我一直在想，这件事情为什么不能被谈论呢？我希望鼓励大家能够谈论这件事（精神疾病），不要让它成为一个秘密，一个披上黑暗色彩的话题。当人们开始谈论它时，就是向好的一个开端。
Q：除了这段经历外，还有别的什么促成了你选择精神科吗？
A：我是一个慢性病患者，在某种程度上，这个病也促使我选择了精神科。在大二的时候，我被检查出了溃疡性结肠炎，除了要每天用到大量药物外，最关键的是，这是一个自身免疫性疾病，也是一个身心疾病，只要前一天压力大、熬夜、过度劳累，后一天我一定会便血。但那时候我想出国念书，为了保持一个很好的成绩就不得不熬夜。医学院学习很紧张，功课压力很大。既然医生说不能熬夜，我就早睡，晚上十二点前睡，三点多起。
当自己成为一个慢性病患者之后，对于其他承受疾病痛苦的人更容易产生共情，更能够理解一些慢性病患者承受的痛苦。溃疡性结肠炎服药需要3-4年，而且临床缓解后还有复发的风险，朋友总开玩笑说“你吃的药比吃的饭都多”，而且有时候用药体验并不佳，这让我在后面实践的过程中，能够理解患者朋友因为各种原因而停药，因为我也会有相同的感受（虽然这是很不好的，服药一定要足量、足够疗程），也让我去努力让治疗更完善。而这些都和精神科病人的体验有着诸多相似之处。
机缘巧合下，我又遇到了我的导师，开始了疼痛研究，加上后来的实习经历，我发现自己喜欢神经生物研究；同时，我也想要从更深入的角度了解人。因此精神科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它把我过去所有的碎片都整合到了一起。
▲在耶鲁大学的Cushing中心，看大脑手术病患的照片▲
Q:你刚提到，治愈病人获得的满足感也是你选择精神科的原因之一。
A：是的，在这里我想分享一个故事。这是一个顽固型抑郁症病人通过药物治疗，病情得到很大缓解的故事，非常触动我。
今年夏天，也是我本科第四年的暑假，我去耶鲁大学精神病学系实习了三四周。有一次，我发现氯胺酮被证明可以作为顽固型抑郁治疗药物的临床试验，就是在我所在的实验室进行的，我感到很惊喜，因为之前只是在新闻上看到，我就跟我的主治医生和系主任申请，说我想去观摩这个实验，他们就批准了我，而碰巧第一天就赶上了测试。
参加测试的是一个中年病人，他是一个企业CEO，家庭条件非常优越，但因为抑郁症的缘故，他整个人非常颓废，胡子拉碴。在和他交流病史的过程中，我了解到，他在几年前发生过严重的车祸，脊椎受到损伤，出现慢性疼痛。后来他又发生了一次小的车祸，从那以后，疼痛慢慢减少，抑郁症状却慢慢增强，最严重的时候他起不来床，牙也不想刷，胡子也不想刮，也不能工作。后来他尝试过很多治疗，比如药物治疗、物理治疗、催眠，一些自然疗法，什么都试过，都没有效果，后来就来参加了临床试验。
他的临床试验还需要辅助其他药物，但我当时很怀疑，这么顽固的抑郁症，有效吗？当治疗进入到第二、三周的时候，有一天，诊室里播放爵士乐帮助病人舒缓情绪。突然，这个病人告诉我，他可以感受到音乐里的快感。这真的是一个极好的信号，他很生动的跟我描述每分每秒身体里的变化，而他自己也感受到自己处于一个上升的曲线上。
最后一周我离开的时候，碰到了他和他的妻子。他跟我第一次见时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衣服整洁了很多，人的精神状态很好，像换了一个人。他虽然仍在疗程之中，但是每周治疗一次，他和他的妻子决定利用空闲的时间去加利福尼亚度假。
当然，他并不只是接受了一两次治疗，但对于一个顽固性抑郁患者来说，他表现出如此积极的反应，让我觉得很震惊。通过他，我也感受到了生物医学在病人身上所能起到的积极的力量，当时我就想，我要做一个很好的精神科医生，我要研制更好的疗法来帮助病人，我期望能够在病人的康复过程中起到如此积极的作用。
Q：你曾以共同第一作者身份在神经生物学国际顶级期刊JournalofNeuroscience上发表研究论文，揭示了神经病理性疼痛的机制，研发出新型镇痛药物。能否具体介绍下？
A：是的，疼痛研究是我上大学以来最引以为傲的事情，这是我基于个人兴趣独立开展的科研活动，也是我第一次开始独立思考、展现创造力和领导力的一件事。我在大学遇到了我的导师宋学军教授，他是做疼痛研究的老师。我们最初做实验的时候，“一穷二白”，什么都没有，没有实验室，没有人。老师每年只招一个博士生和研究生，对于做大型实验来说，人是远远不够的。
但本科生就是很灵活的，我就去劝说其他的本科生加入我们。在这个过程中，我的领导力得到了凸显，比如在同级同学中，如何让大家有融入感，让他们愿意去做一些很辛苦的工作，比如测量动物的行为。我们当时遇到了无限多的困难，也遇到了很大的挫折，但好在我们是一个团队，把这个事儿做成了。
在北大医学院，我们第一年接受的是通识教育，第二、三年是基础医学教育，医院见习。第三年结束，我选择了休学。因为一方面，医院见习之后，肯定没有空闲时间继续做疼痛研究，那么这个研究就会草草收尾，但我想在养病的同时，把它做完；另一方面，我也想去国外顶尖的实验室看一看，探寻一下自己以后到底要不要选择在未来继续做科研。因此我在休学的这一年里，参加了一个牛津大学的基因组编辑和RNA生物学研究的研究项目，为时三个月。
Q：你又是如何与罗德奖学金产生联系的呢？
最早知道罗德奖学金是在我大三的时候，也就是在罗德奖学金来中国做宣讲之前的几个月，一个外籍教授向我提起过，他觉得我很适合申请。而那时候，我一个朋友打算做一个精神疾病相关的公益项目，因为之前我自己做过一些精神科普，所以他来寻求我的帮助。这个项目的发起人就是罗德学者Josh，他在牛津大学读实验心理学。这个项目是一个网站，叫做“总会变好”（ItGetsBrighter），网站上收集了很多精神疾病康复者的故事，让他们来分享“事情如何变好”，通过专业人士做一些疾病的科普，包括用药过程中的指引。这个项目给我带来了很多思考和反思。事实证明，这些对精神健康和医疗体系的思考也是罗德学者们所感兴趣的。
病耻感、精神科人才短缺、抗拒药物治疗：
中国目前面临的几个问题
Q：在我国还是存在“谈精神病色变”的情况，你觉得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呢？
A：这其实是病耻感（stigma）的表现。它是很多因素造成的。其中文化是第一个影响因素。从小到大，精神疾病就是个我们很戏谑的口头语，从小我们就说，“你个神经病”“我送你去精神病院”，给小孩的印象就是，精神病院是很可怕的、关一些疯子的地方。包括媒体也有很大影响，大多数人对精神病院的印象可能还停留在《飞越疯人院》，而生活中很多娱乐节目都会有精神病院的刻板印象。
病耻感的第二个因素是我们的医学教育。研究发现，很多医生对于精神病的病耻感更严重，对病人的歧视更大。而且不光是其他科室医生，连精神科医师对病人也会有歧视。
后来我意识到，医院见习制度的问题。比如医学院到了第四年会有精神科的见习，见习和实习是不同的，见习只是走马观花地去看一下。去精神科见习的时候是在住院病房，见到的很多都是重症的、无家可归的病人，如果你让一个本身对精神科不怎么感兴趣的学生来这看一圈，这本身就会让学生对精神病留下糟糕的印象。
可是实习就不一样。实习可以让你亲自参与病人从入院到诊疗到出院的整个过程，你可以看到治疗带来的积极变化、以及精神病人康复的可能性，让你更积极地去看待精神病和精神病患。去耶鲁的精神病学系实习的时候，我感受到了这种不同。耶鲁的系主任告诉我，他们很多学生也是在经过实习之后才发现自己对精神科的热爱，所以实习对培养未来优秀的精神科医师有多么重要。后来我们在世界医学生大会里发表提案，呼吁全世界所有医学院要有精神科的实习，让精神科享受和儿妇内外科一样的实习待遇。
除了实习制度外，早期对医学生的挖掘和培养也很重要。比如耶鲁的系主任自己也会利用各种资源，去培养致力于精神病的学生。让我印象深刻的是，一走进他的办公室，就会看到他背后是所有医学生的照片，上面列着各个学生的名字，一旦有哪个学生表现出一点对精神或者心理感兴趣，他都会去主动接触这个学生，给予支持和鼓励，并且提供各种资源和机会让这个学生接触和了解精神科。
Q：面对这样（谈精神病色变）的情况，我们应该如何应对呢？
A：应对不是一朝一夕能完成的事。以和我们一样在亚太地区的新西兰、澳大利亚为例，他们在应对病耻感这方面做的很好，但是他们和病耻感斗争的社会运动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就开始了，到现在已做了近几十年。这种观念上的转变是非常缓慢的，但是我们中国依然有希望可以超过他们。中国的社交媒体发展很快。比如你们KnowYourself等社交平台，就在做精神疾病的科普、为消除病耻感做努力。我觉得我们可以很好地利用社交媒体，从多层次多角度去改变人们对精神病和精神病患的印象。
Q：就像之前你提到，很多医学生不愿意成为精神科医生，目前我国的精神病医生也比较短缺，你怎么看？
A：是的，实际上我国精神科医生的短缺主要体现在，一是精神科医生数量较少。而且不是所有精神科医生都是高质量的医生。根据《经济学人》()的数据，在我国登记的两万名精神科医生中，14%没有任何精神科训练，29%仅仅是三年的专科学历（postsecondarydiploma）。二是精神科医生资源地域分配不均等，高质量的精神科医生一般集中在大城市，在偏远地区就更少了。第三是，科室资源分配不平等。一个精神科医生，要承担所有精神科相关的服务，要诊断、开药，要告诉他们去检测，有时候还要负责安抚病人和家属的情绪，工作量太大了。
Q：不过我们了解到，国家也在努力增加精神科医生的数量。按照我国精神卫生工作规划，希望到了年我们的精神科医生数量能翻倍，达到4万。
A：是的，我觉得如果要增加精神科医生的数量、特别是高质量医生的数量，最重要的还是训练。从长期来看，要尽可能吸引更多优秀的医学生去选精神科，让更多人了解精神健康和精神科的魅力，同时给予医学生在精神科实习的机会，毕竟关于精神科的工作，还是百闻不如一见。
而如果我们想在短期内增加精神科医生，可以去利用已经存在的资源。比如我国有很多三年的专科生，他们有三年的基础，可以给他们足够的精神科专业训练、配备督导，相信经过培训后，他们是可以胜任工作的。
另外，我觉得可以不用只局限在增加精神科医生上，我们应该建立一个提供精神健康服务的团队。比如在美国，在提供精神健康服务的时候，精神科医生不是全部。一个精神科医生会和心理治疗师、社工、护士、药剂师等各种各样的专家合作，这种团体合作治疗被称为全人治疗（integratedcare）。全人治疗也可以让精神科医生不必负担过重，比如，对病人和家属的引导和支持就可以由社工完成。
事实上，我国也在逐渐兴起这个模式，把精神健康服务逐步从精神卫生中心转移到社区中，培养各式各样的精神健康人才。这点我国的计划就做得很好（注：“”计划指年启动的“中央补助地方卫生经费重度精神疾病管理治疗项目”，国家财政投入万元作为启动资金，故称之为“”项目。——编者注）。它不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