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梁中明39深呼吸收录于合集#仁心36个
▼
杨婵娟
广州医院精神科主任医师。
曾入选“羊城好医生”“岭南名医”名单。近年来主要专业方向为儿童青少年心理障碍和精神疾病早期识别与干预。
VOL.
作者｜梁中明
编辑｜廖颖瑶
本文共字，阅读时间6分钟
名医治病救人立功立德，
《仁心》栏目为当代名医立言。
本文是39健康《仁心》栏目组对
广州医院精神科
杨婵娟主任医师的深度访谈。
在听取杨婵娟医生的建议后，那位父亲做了一个决定：把7岁的儿子带到奶奶墓前，把她已经去世的消息一五一十地告诉他。
孩子一直由奶奶带大，后来奶奶生病去世了。父母认为，亲人去世，大人们把后事处理完就好了，不需要告知一个小朋友，免得他伤心和害怕。
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一样。但孩子忽然变得不肯讲话，半夜经常做噩梦惊醒。父母不知所措，于是来到杨婵娟面前寻求答案。
家长为了保护小朋友，直接屏蔽掉亲人去世的信息，杨婵娟觉得这个做法不好。孩子也要正常了解这个世界的生活状态——人生就是会遭遇各种好与坏的事，不可能活在一个真空里。父母对亲人离世避而不谈，其实孩子内心充满恐惧：奶奶走了，我周边的人会不会都走掉，爸爸、妈妈会不会走掉？
“还是要把真实的情况告诉孩子，让他有一个告别的仪式。”杨婵娟说。
每一年在儿少科的门诊中，杨婵娟都会遇到各种着急的家长，还有那些心里藏着秘密的孩子。她不想将患者标签为“精神障碍病人”，她更愿意为他们的求助、自己的工作作出一个正确定义：这些孩子只是在生活上、学习上遭遇了困难，而我们就去帮助他们解决困难而已。
◎杨婵娟医生出席学术会议。/医生供图
1
现实中“有趣的”家长们
遇到困难的孩子正越来越多。去年5月，第一个有关中国少年儿童精神疾病患病率的流调报告发表在《儿童心理学与精神病学》上，调研结果显示：在6-16岁在校学生中，中国儿童青少年的精神障碍总患病率为17.5%。
杨婵娟也提供了一组数据：年，广州医院儿少科小于18岁就诊者的门诊量是4万人次，年为5万多人次，年7万多人次，年只统计到8月份，已超过6万人次。这些遇到困难的孩子呈现出各种问题：双相障碍、抑郁障碍、焦虑障碍、强迫障碍、抽动障碍、多动症、孤独症，等等。
毋容置疑，身心出现问题的孩子数量呈上升趋势。需要探究的是，是什么导致了这种情况的发生？人们轻而易举就会想到其中一个答案：孩子们要面对的社会竞争太激烈了，中国的家长们——卷得太厉害了。对于孩子，他们倾注了全部的爱，也倾注了全部的人生希望。有时候在家长群里，对于自家孩子掌握十八般武艺的自豪和赞赏，无论是明刀明枪或是无意识地表达出来，都造成了其他家长的焦虑。
◎图：全景视觉
被卷进洪流的家长们，却很可能并不自知。高中女生李潇曾经来到杨婵娟的诊室，说出了自己的遭遇——
爸爸妈妈是外界看起来很好的家长，从来不要求她学习成绩好，他们每一次都是跟李潇说，你考上什么大学都没关系，只要你身体健康就行。直到有一次，她爸爸无意间说了一句：
“要是你考上清华北大，我做梦都会笑醒。”
爸爸在言语上的艳羡，孩子很敏感就捕捉到了。李潇把这句话琢磨了很久，觉得大人们“实在太假”，他们以前说的话都是假的，只有这一句是真的。
李潇感受到父母其实对自己抱有很大期望，她很担心考试考不好，因此出现了严重的焦虑障碍。
杨婵娟会让他们一家人坐在一起，澄清一件事：家长对孩子的期待是什么；如果没有达到目标，家长会怎么看待孩子；孩子对父母的期待，具体是怎么理解的？
通过这种沟通，让父母和孩子间形成了共识。
“让孩子们了解家长真正想要传递给孩子的全部信息，而不只是孩子选择性接受的片面信息，尤其是负面信息。就像父母对孩子的感情——‘我们很爱你’，但传递出来给孩子感受到的却是‘你们只爱考得上清华北大的我’。”杨婵娟说。
◎图：rf
有一些孩子不肯上学，家长会认为，自己的子女是害怕困难、偷懒。这时杨婵娟一般会提醒带孩子来就诊的家长：他为什么现在才会偷懒？他之前又没偷懒，他为什么怕困难，怕什么困难？
“做家长的，你要了解自己的孩子的困难点在哪里。”杨婵娟觉得家长们是挺有趣的，“孩子身体好的时候，就要求他成绩好；成绩好的时候，还要求体育各方面都要好；当孩子身体不好的时候，当父母的都急死了，说什么要求都没有了，只要孩子身体健康就好。”
实际上杨婵娟很少去评判家长们，设身处地地考量，她知道当家长太不容易了，很多事情我们站在一旁客观地去看，和我们处身其中，心态完全不一样，对自己的孩子和对别人的孩子，期望值也完全不同。
只不过，这种饱含了爱的期望，有时会被家长们简单粗暴地表达成一道等式：好好读书=考上好中学=考上好大学=找到好的工作=有好的人生。很多时杨婵娟会反问家长们：什么才叫好的工作？什么叫好的人生？
很多家长也答不出个所以然来，只是觉得大家都是这么说。“大家”是谁？揪不出具体元凶，但很多孩子已经因为焦虑恐惧而不愿上学。对着那些不愿上学的孩子，杨婵娟希望家长们能多站在孩子的角度思考问题：“回避上学、不想上学的孩子，他往往对自己是有要求的，只不过那个要求他够不着，他感觉到自己没有办法了，处于无力、无助、无望的一个状态。”
◎图：rf
2
家庭的支持何其重要
高中生乔晓峰是自己一个人来到杨婵娟的诊室里求助的，那时他双相障碍的症状已经很典型：有时候觉得自己能力超强、兴奋、话多、冲动易激惹、睡眠需要少；有时候情绪低落，不说话、认为自己无能无用，绝望、甚至出现轻生倾向。但他的父母不认为他出了问题。
乔晓峰在单身家庭长大，本来成绩挺不错，老师见他成绩好，就叫他去辅导其他同学。在辅导过程中，乔晓峰与同学发生了激烈的冲突，没法返回校园正常上学。饱受困扰的他因此来找杨婵娟看病。
在诊疗过程中，杨婵娟通过心理教育让乔晓峰认识自己和自己的疾病（双相障碍），并配以药物治疗。高中两年多的时间里，乔晓峰坚持每两周来一次门诊，家长仅仅在医生的要求下出现过一次，他独自坚持一边就诊一边在图书馆学习，把高中的课程全部自学完，考上自己理想的大学。
◎双相情感障碍（BD）又名双相障碍，是一种既有躁狂症发作，又有抑郁症发作（典型特征）的常见精神障碍，首次发病可见于任何年龄。/锐景视觉
一般来说，对于精神障碍患者，社会、家庭的支持很重要。“我们生活在一个社会网络体系里面，大家都来支持Ta的话，Ta掉下去的可能性就小很多。”杨婵娟说。
每年，杨婵娟都会收到顾静发来的一条“汇报”短信。与乔晓峰相比，顾静得到的家人的支持可谓天渊之别。顾静当年是某个省的高考状元，上大学时诊断为双相障碍。大学毕业后顾静来南方工作，一直以小剂量药物维持治疗。在接近30岁那年，她很想要孩子，但下不了决心。
顾静来找杨婵娟寻求建议，杨婵娟跟她和家人一起讨论分析。经过深思熟虑，顾静后来决定自己生小孩。生下来的孩子很健康，而顾静一直以来也保持着比较好的精神状态。整个过程里，家庭对于顾静做出了巨大支持，父母无论在经济上还是精神上都给了她很多帮助；丈夫对她没有一丝嫌弃，是真心认为她的身体最为重要。
总结这个案例，杨婵娟说：“病人情况好转，不是说医生有多大的能量，一定是家庭和患者跟医生合作的结果。”
在杨婵娟看来，像乔晓峰这样的患者非常自律，像顾静这样的患者则是自己和家人非常努力。杨婵娟的心愿，就是让这些患者可以尽快回归社会正常生活和学习，身上不要背负着污名化的标签。
◎图：rf
3
孩子有没有不开心的权利？
杨婵娟的孩子十五岁时曾经跟她说过一句话：“我不开心，那是我的权利。我可以不开心，为什么在你们父母眼里小孩子必须开心呢！”
这让作为心理健康医生的杨婵娟，也受到了某种震撼：生活中，其实可以接受孩子的痛苦、悲伤情绪，而不是总在控制、消除孩子不愉快的体验，人的喜怒哀乐，是很正常的事。杨婵娟觉得，要尊重每个人的情绪，包括孩子，让Ta去觉察自己的情绪，面对自己的情绪，接纳自己的情绪，如果Ta遇到了困难，家长就要去协助、引导Ta。
然而这也牵涉到一个问题，家长如何判断孩子已经处于患病的临界点呢？杨婵娟列出了判断孩子是否出现异常的原则：一是，如果一个孩子的情绪、行为表现跟他的年龄、受教育水平、所处环境不相符合时，那要仔细留意；二是，如果孩子的情绪和行为问题，给孩子自己、家长或者学校造成持续的麻烦和痛苦时——例如一个小朋友为了一件事情几个小时甚至一整天都不开心，还属正常，但如果Ta整个星期都不开心，发脾气，不理人，睡眠不安，甚至出现不上学，不出门那就表示很可能出现了问题。
发现异常信号，就要及时到专科就诊，但杨婵娟也发现，当下大众对精神疾病还存在认识不足的状况。精神医院就诊的比率，据她判断只有一半。有一半医院看过了，医院初诊的。杨婵娟说：“大家对精神疾病还是有一种耻感。很多人认为‘我不能得这个疾病’，出现了睡眠障碍、工作能力下降、注意力不能集中，其实都是可能有问题的了，需要来处理的，但他们死扛都不会来这。”
她期望有一天，外界能将精神障碍作为一个普通的疾病来看待。就像感冒一样，人身体的每个器官都可能生病，精神障碍也是一个病，人生病了，就要看病、治病。
◎年，杨婵娟在英国伦敦塔维斯托克中心学习。/医生供图
年从华西医科大学临床医学院毕业后，杨医院工作，至今已踏入第26个年头。跟现在的孩子相比，杨婵娟觉得，自己那一代人儿童时代的快乐是深入骨髓的。小时候住在农村里的她，很多农活都要干，6岁时她还为了帮家里挣工分，选择不去上学而是去放牛，到第二年才去学校。
在杨婵娟看来，儿童青少年时期多跟大自然接触，感受真实世界的阳光雨露、花草树木、鸡鸭猪牛羊，跟在书本里、手机里看到肯定不同，“它对大脑的刺激不一样，会给人的大脑有不同的启发”。
有时候杨婵娟也在想，如果现在孩子们能够从小就在大自然里浸泡，那么他们后来在成长过程中遇到的“困难”，或许会减少一些。俗套点讲，还是有希望的，或许，希望在田野上。
（注：文中李潇、乔晓峰、顾静均为化名。）
通讯员：刘靖雯宋易倩
RECOMM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