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时候，适当干预和限制，反而是对精神疾病患者的一种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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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05“监督员大闹头等舱事件”仍在发酵。7月15日，国航表示，牛某某此次是个人因私出行，并非国航监督员；同时对李亚玲公布牛某某患病的做法表示不认可。身为爆料者的编剧李亚玲此前称，国航方面向其告知，该乘客患有双相情感障碍。发酵多时后，此事被导向了“精神疾病患者是否可乘机”的讨论，并一度占据热搜榜前列。
对精神障碍人士闹事，航司宜“拿他们有辙”目前，“精神疾病”一说尚是有关方面和爆料者的说法，还未有牛某某一方的回应或翔实的医学结论。但对照这次大闹头等舱的视频与网络曝光的当事人前几次“前科”视频，她的行为与“双相情感障碍中”的躁狂发作症状倒是有些吻合。根据《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第五版）》(DSM-5)中的临床甄别标准，躁狂发作时病人“自尊心膨胀或夸大”“健谈或有持续讲话的压力感”“思维飘逸”等，牛某某在几个视频中的行为表现都大体符合这几个标准。作为雇佣方，因为她的精神疾患而未安排实际工作，也与情形符合。若当事人确系精神疾病患者，国航的“难管”也就不难想见，个中或许杂糅了对精神疾病患者的善意，对“处理分寸难把握”的无奈。毕竟，精神障碍患者也是弱势群体，不能将他们闹事跟普通乘客滋事等同。事实上，在不确定是否发病的情况下对精神疾病患者怎么处理，确实是个棘手难题，很考验分寸拿捏：不处理会被质疑，太强硬的处理也会遭质疑。所以，精神疾病患者能否上飞机，对他们可能在机上闹事，航空公司（简称“航司”）到底该怎么处理，其实不是某个航司的事，更是整个航空行业都面临的问题。该事件也该引向对“航空企业该怎样对待精神疾病患者（包括乘客、员工）”的讨论。就这起个案看，牛某某若真的是精神疾病患者，作为在编员工，又有过大闹首都机场的前科，涉事航空公司纵有善意和无奈，也宜管好员工，避免其闹事影响乘客体验。即便她是因私出行，航司也宜备有预案，授权机长和乘务员现场处置，避免给其他乘客造成骚扰。非但如此，双相障碍患者还可能陷入重性抑郁，有自杀意念和冲动，如果再发展为合并其他精神障碍共病，抑郁自杀可能反映为扩大自杀，严重威胁到航班安全。仅仅四年前，欧洲就曾经出现过因为机组人员的抑郁发作而导致飞机撞山，整个航班人罹难的前例。鉴于此，跳出个案看，无论是对特殊员工还是精神障碍乘客，航司都不妨采取必要的防范举措，给予“特殊干预”，凡事多做一步，尽最大可能防范类似事件发生。
对登机精神疾病患者应“边保护边干预”网上有些对“国企养精神病人”的指控，不无偏颇。依据劳动法等规定，职工患病享受3-24个月的医疗期；对于精神病等特殊疾病，可适当延长医疗期，在医疗期内，不可终止合同。牛某某“病而不辞”，未必就是“铁饭碗”的缘故。就目前看，考虑到她发病已经十多年了，或许已过医疗期。公司从遵循规定和人道主义原则出发给予基本生活保障不难理解，但应考虑对其工作权限给予特殊限制。其实，对精神疾病患者，适用于类似的“边保护边干预”。本质上，这也是要求含航空公司在内的社会各方，对精神疾病患者合理对待，合理的依据则是“依法”加“人道”。对于精神疾病患者能否登机，很多人认为按《中国民用航空旅客、行李国内运输规则》第三十四条规定，“传染病患者、精神病患者或健康情况可能危及自身或影响其他旅客安全的旅客，承运人不予承运。”但从现实层面考量，对所有精神疾病患者准确识别并拒绝登机，既不太现实，也不够公平。双相障碍在不发病的状态下与常人无异，还有些轻度的智力障碍或自闭症患者，也不该被“一刀切”地剥夺乘机乃至乘坐公共交通的权利。但基于精神障碍患者可能带来的安全隐患和威胁，航空公司们应对此有提前研判和防范。像双相障碍患者，乘机应该有监护人陪同。对那些可能威胁到他人或公共安全的精神障碍人士，如精神分裂症患者，不仅要求有监护人陪同，还可以要求有执业精神科医师的甄别报告。“敞开门”的同时明确界限，也能最大限度减少“隐瞒病情”的状况。换句话说，这场风波给予各家航空公司的启示，不是去警惕和拒绝精神疾病患者登机，而是如何在保护精神疾病患者和保障其他乘客之间寻找平衡，在保障自由和适当干预之间寻找平衡。包括制定专门针对各类型精神疾病患者的处置预案，明确哪些类型拒绝登机、哪些类型需要监护人在场，需要做哪些针对性的防范措施、遇到类似事件如何紧急处理等等，应该有一本特殊的“手册”予以规范，并且对机乘人员加以培训，让这些“突发事件”纳入日常管理视野，对特殊乘机人群进行“保护性干预”，这样才能杜绝类似闹剧的上演，避免类似隐患的出现。
文/唐映红（心理学学者）编辑孟然校对陆爱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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