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6日一早，医院“学习困难门诊”外的座椅上已坐满了家长和孩子。这个门诊只在周二和周六开放，提前一周的下午1点准时放40个号，家长们需要掐点守候，否则“秒没”。
有家长始终没有抢到号，索性挂了一个旁边的“儿童保健门诊”号，也有家长从网络热搜上第一次听说了这个新奇的名字，他们嘴里嘟囔着“学习困难是病吗？咱们小时候不都挺调皮吗？”一边张罗着招呼孩子进诊室，“不想那么多，就当开学前给孩子做个全面体检了。”
据不完全统计，近两年来，包括上海、南京、武汉、长沙、南昌、医院开设了“学习困难门诊”，几乎每一家的门诊都可谓是“一号难求”。紧俏的“学习困难门诊”背后，有严肃的医学问题，如相关病症被忽视、被误读，如儿童精神科医师专业人员的缺乏等；另一方面，它同时又指向教育，孩子们从家庭和社会中来，将回到家庭和社会中去，医疗手段只能改善症状，学校和社会力量的介入同样是重要的一环。
“学习困难门诊”以家长们最容易感知到的主诉“学习困难”命名，它像水面上的线头，轻轻一扯，牵出一个个家庭难以为外人道的故事，以及庞大的无法忽视的教育焦虑。
年8月16日，一位前来就诊的男孩正在向“学习困难门诊”室内张望。新京报记者李照摄
门诊室内外
“经常打断别人谈话或者强迫他人接受他的语言和游戏？”
“对。”
“经常在一件事情还没做完就转去做另一件事，不能完全按要求做事？”
“是的。”
……
8月16日上午，医院学习困难门诊室里，张钰带着10岁的儿子涛涛正在问诊。医生黄懿钖对照量表逐个提问标记，几乎每一个问题，张钰都给出了肯定的答案。她摸了摸儿子的后脑勺，半开玩笑说，“你看医生阿姨多懂你。”
约二十分钟后，张钰拿到了一份初步的诊断意见和检查报告单——疑似ADHD（注意缺陷与多动障碍，俗称多动症）和阿斯伯格综合征。对于ADHD的检查结果她不感到意外，但阿斯伯格综合征又是什么？她没搞明白。接下来，涛涛还要抽血、做脑电图以及进行包括智力测验、社会生活能力量表评估在内的一系列测评才能最终确诊。
张钰很早就隐隐觉得孩子不对劲。一年级的第一个学期，涛涛在学校虽谈不上表现优异，也还算省心。年疫情暴发后，涛涛在家上网课，张钰怀着二胎分不开太多精力，涛涛由爷爷奶奶在带，“就是这个时候，以前养成的好习惯全都不见了。”
涛涛的成绩一落千丈，张钰说，以前儿子还会自己看书，后来再也不看书了。涛涛沉迷刷手机短视频和打游戏。更要命的是，张钰发现，涛涛的注意力几乎是按照分钟来计算，哪怕是打喜欢的游戏，涛涛的耐心也很难超过五分钟。
张钰在网上查了资料之后，怀疑儿子是多动症。她带涛涛在老医院就诊，经过简单快速的评估后，医生告诉她，涛涛只是正处于贪玩好动的年纪，还够不上确诊ADHD。
张钰觉得没那么简单，她想带儿医院来看病，夫妻意见出现分歧。丈夫坚持认为儿子没有问题，所谓的多动症是“骗局”和“智商税”，但张钰没有听他的，她提前一周蹲点抢到号后，夫妻俩特意请了一天假，从溧阳开车赶到南京。
起初，张钰没有告诉儿子来南京的真实目的，医院看鼻炎的毛病，到了门诊门口他才明白是怎么回事。我问涛涛，“你对来看学习困难门诊有什么想法吗？”涛涛垂着头，没有回答。
年8月16日，涛涛初步问诊后，医生给他开出的检查单。其中几项测试要排到半个月之后才能做。新京报记者李照摄
在门诊室外，孩子们对“学习困难门诊”的态度大相径庭。一些孩子不以为意，而在更多家庭，这个话题是敏感的，我和一位父亲攀谈时，他看到儿子走过来，立马压低声音，“不说了不说了，我们一般不在孩子面前说这个。”
邹燕是门诊室外唯一没有带孩子的家长。她背着双肩包，提着儿子的颅脑CT片和病历，几次敲开门诊室希望医生能替她加个号。
邹燕说，她已经连续蹲守了好几周都没能抢到号，医院来碰运气是因为就在两天前，11岁的儿子参加了一次数学测验，成绩突然掉到车尾，邹燕慌得不行，“他好像真的都没学懂，我就想过来看看他到底是不是智商有问题。”
但邹燕压根不敢跟儿子提起看病的事情。几个月前，她曾医院针灸治疗注意力缺陷的问题，儿子一看到“脑科”字样就明白过来，母子俩爆发激烈的争吵，最后邹燕好说歹说劝儿子做了个普通针灸，这事才算过去。
“他（儿子）不会跟我过来的。”邹燕难掩失落。儿子开学就该上六年级了，正是关键的冲刺阶段，这个暑假，除了学习文化课，她还给儿子报了编程和乒乓球的课外班，每天安排得满满当当。
邹燕是南京本地人，“南京家长的目标都是‘六大’（南京六所名校高中），如果考不上‘六大’怎么办呢？那要是连高中都考不上呢？”邹燕一想到这个问题就睡不着觉，“他（儿子）现在这个情况，我们也不指望能考上了，还是希望他能考个吧。”
邹燕唯一纠结的是，为什么门诊会以“学习困难”来命名，这让她几乎不可能说服本就敏感的儿子前来就诊。
“终于确诊”
“‘学习困难’当然不是一种疾病，而是一种主诉。”医院学习困难门诊的黄懿钖解释。在医院，“学习困难门诊”的前身是“心理行为门诊”，家长们最多的主诉就是“学习困难”“注意力不集中”，如同“失眠门诊”“疼痛门诊”一样，以主诉命名的门诊正在变得越来越常见。
黄懿钖说，之所以确定以“学习困难”来命名，恰恰是希望为家长科普“学习困难”背后的病理原因，对有问题的孩子可以及早介入干预，不至于错过最佳的治疗时期。
医院的“学习困难门诊”开设于年2月，截至目前已经接诊过多个孩子。黄懿钖介绍，“学习困难门诊”里ADHD最为常见，约占80%，此外，学习技能发育障碍（如阅读障碍）、阿斯伯格综合征、情绪问题等也是被确诊的主要原因。还有一些孩子属于边缘智力、智力低下的情况。精神类疾病常常伴随着共病，不少孩子可能兼具两种或者几种病症。
这些名字对家长们来说有些陌生，他们意识到原来“学习困难”和智力低下并不直接画等号。比如俗称多动症的ADHD实际包括注意力缺陷型、多动冲动型和混合型三种类型，注意力缺陷比较普遍，一个看起来文静的孩子也可能是多动症。学习技能发育包括阅读障碍、拼写障碍、计算障碍等，这是一种先天基因导致的大脑功能轻微失调。而阿斯伯格综合征是广泛性发育障碍（PDD）中的一种综合征，有某些特征类似自闭症，如人际交往障碍，刻板、重复的兴趣和行为方式等。
在网络社交平台上，被确诊ADHD的孩子有一个统一的称呼——“A娃”，家长们分享各自孩子就诊、用药和干预的情况。和抑郁症、焦虑症等一样，ADHD是一种谱系障碍，可能存在轻度或中度症状，但尚不足以做出诊断，只有症状达到一定程度，并造成比较严重的功能受损，才可以确诊。因此，很多疑心ADHD的家庭都有过不止一次的就诊经历。
曾颖的女儿妞妞今年2月确诊了ADHD，“10岁，四年级，终于确诊了。”她又强调了一遍，“是的，终于。”
不同于很多“A娃”被发现是老师向家长“投诉”，妞妞的幼儿园老师对她评价颇为不错，只有一位外教提醒过曾颖，妞妞有些不寻常举动，比如在课堂上旁若无人地走动。曾颖也察觉出一些异样，妞妞读中班的时候出现了原因不明的异食癖，年龄更大一些之后，妞妞的注意力很难集中，认字镜像颠倒，比如“b”和“d”分不清，把“暖”写成“温”。
曾颖带着女儿挂遍了上海的专家号，但医生认为妞妞只属于正常儿童注意力差，曾颖怀疑女儿有阅读障碍也被专家否定，“你看她上小学前都能自主阅读了，怎么还会有阅读障碍呢？”
但曾颖始终觉得女儿跟其他孩子不太一样。上小学前，妞妞掌握了-个汉字以及以内加减法，曾颖说这个过程花费的精力相当于其他同龄人的几倍。上小学后，虽说有这些提前预习的基础，妞妞的成绩只能勉强中等。此外，妞妞性格冲动易怒，注意力很不集中。前几年妞妞并未确诊，全家人还是把妞妞当作一个“A娃”在养育。
曾颖在上海开了一家公司，平时不用坐班，有充裕的时间在家里陪伴辅导妞妞。尽管她已经意识到女儿可能患有ADHD，要对她更有耐心更包容，但偶尔辅导作业的时候还是会情绪爆发。“A娃费妈”，曾颖说，“A娃家庭，首先妈妈不能抑郁，家庭关系和亲子关系都不能崩也不敢崩。”
女儿升入四年级后，曾颖感觉越来越吃力，“我和她（妞妞）都太累了。”确诊反而对她来说意味着一种解脱。几年折腾下来，曾颖自诩是半个“ADHD通”，“女儿班上那些同学，谁可能是‘A娃’，我们能看个八九不离十，但是其他家长根本意识不到这个问题。”
年5月，中国首个少年儿童精神疾病患病率的流调报告发布，调研结果显示：在6岁到16岁的在校学生中，中国儿童青少年的精神障碍总患病率为17.5％，其中，流行程度最高的精神障碍是注意缺陷多动障碍，占6.4％，抽动障碍占2.5％。一个被广泛引用的公开数据是，中国有约万ADHD儿童和青少年患者。
“很难说清楚诊断率有多少。”医院临床心理科主任、中华医学会儿童和青少年精神医学专业委员会委员刘华清表示，“很多农村县城或三四线城市没有专业诊断机构，家长的知晓率不高，他们不认为这是个病，不到专业机构来看。其次，儿童精神科医师专业人员还是很缺少的。”年，《柳叶刀》刊发的数据显示，我国儿童精神科专业医生数量不超过人，而美国的数据是人。
面对不断有人推门进来要求加号的家长，黄懿钖有些无奈。“学习困难门诊”加上黄懿钖在内只有两名医生，她们同时还要坐诊周四和周五的“心理行为门诊”，“我们也希望挂号不那么难，但专业的儿童精神心理科医生有限，短期内很难做到每天都开诊。”
刘华清不止一次指出，“对ADHD进行早筛干预实在太有必要了。”他解释说，ADHD患儿在两三岁幼儿时期就能发现，如果早筛能得到普及，就不至于将压力完全转嫁给家长，孩子也能获得更好的发展。
而现实掣肘的因素也很明显。“一是大家的重视程度问题，二是没有政策落地。”医院精神心理科副主任心理治疗师安静表示。
今年春天，黄懿钖在“学习困难门诊”坐诊，向一位家长沟通孩子情况。受访者供图
吃药还是不吃药
诊室里，一位家长试图和黄懿钖谈判，“她（女儿）太小了，能不能不吃药？”黄懿钖解释，医生会根据孩子的实际情况调整药量，尽量减轻副作用。
这是黄懿钖经常面临的难题，很多家长觉得除非孩子感冒发烧出现躯体症状才需要用药，对精神类疾病用药却非常警惕，认为可以靠“努力克服”改善，黄懿钖说，“就像近视眼要戴眼镜矫正一样，你看不清不是不够努力，而是因为眼球结构发生了变化。”
当一个孩子被确诊ADHD之后，他/她将面临的是：如果年龄在6周岁以下，他/她被建议进行干预训练，如果年龄在6周岁以上，医生通常会开出药物处方。目前国内可供选择的药物通常是两种——专注达和择思达。
药，挑动了家长们最敏感的神经。在学习困难门诊，你会发现，家长们对于带孩子看病相当积极，但面临用药时，他们普遍迟疑了。
无论是专注达还是择思达都有一定的副作用，主要表现在肠胃问题和睡眠障碍，也有人表现为情绪低落。另外，服药至少要持续一年，是否会成瘾依赖也是家长们担心的问题。
也有家长奔着药来门诊。作为被严格管控的红处方药，家长们只能持医嘱开药。他们期待这颗“聪明药”能带来质的变化，以及改善辅导教育过程中鸡飞狗跳的亲子关系。在医生向一位父亲告知孩子病情时，这位父亲直截了当地打断说“开药吧，我得先活着”。
还有一部分家庭，医生建议孩子可以非药物干预，进行感统训练，但无论是金钱还是精力，他们都难以应付。不少人来自外地，老家没有像样的感统训练培训中心，夫妻双方都有工作，抽不出太多时间陪伴孩子，服药成了最省心便捷的手段。
妞妞确诊之后，曾颖几乎是毫不犹豫地选择了让女儿服药。无论是学习、运动、唱歌跳舞，女儿都要慢人一步，哪怕仅仅是达到普通水平，妞妞也要比别人多花费三倍的时间。而偏偏，妞妞又喜欢制定高目标，曾颖太了解女儿了，不管付出再多，她也想替妞妞完成这些目标。
曾颖小心翼翼地保护着妞妞的自尊心，在她看来，很多A娃情况越来越糟糕也是由于他们难以完成目标，长期受挫后习得性无助，若一直缺乏正向结果激励，A娃们可能就放纵自己“摆烂”，她害怕女儿自己先放弃自己。
今年六一儿童节，学校的主持人名额空缺，模样乖巧性格活泼的妞妞受到老师推荐，妞妞兴高采烈地应了下来，但曾颖却完全开心不起来，“我觉得她疯了才去干这个，但是我能打击她吗？为了维持她的成就感，我只能一遍遍地盯着她死背，付出多少时间精力，只有我和她知道。”
“妈妈，为什么我努力了还是没有别人好？”女儿总是这样问她，曾颖的心被狠狠刺痛，“我要怎么回答呢？算了，吃药吧。”
好在妞妞的症状轻微，服用的是最低剂量，半年下来没有明显不良反应，学习时间缩短了30%~40%。但令曾颖心酸的是，女儿似乎在心理上对药物有了依赖，她告诉曾颖，这个药是她的“水晶鞋”，她不想再回到原来的状态。
“其实孩子自己也很希望当一个好孩子，就像成年人希望成为成功者一样，被认可和肯定的感受是非常好的。”安静说，这个年纪的孩子，他们得到的外界反馈评价主要是来自学业和人际交往，如果不进行治疗干预，他们在这两方面持续受挫，精神压力会更大，长期以往会产生厌学情绪，人际交往障碍，甚至诱发抑郁症、强迫症、双相情感障碍等问题。
年8月13日，医院儿童保健中心学习困难门诊室，医生在给小朋友“学习困难症”进行问诊、检查和评估。图/ICphoto
被改变的家庭
“A娃”牵动的是整个家庭。沈怡的女儿可可确诊ADHD之后，只服用了两个月的药就停了。
沈怡形容，服药前的可可每天像一只快乐的小鸟，有很多自娱自乐的活动，情绪高涨时哈哈笑，家人也会被她的快乐情绪传染。服药后，可可一整天都很安静，对事情提不起兴趣。沈怡决定还是靠非药物手段改善，“哪怕慢一点。”
去年11月，沈怡给可可报了感统训练班，一周两次课，课程价格不便宜，一个月元。沈怡和丈夫都要上班，远在安徽老家的父母专门来到北京替他们带孩子。训练课上了四个月，自从今年3月北京出现疫情后，可可就再也没有去参加过训练。
围绕着孩子的情况，家庭也在做出调整和改变。在此之前，沈怡在北京一家互联网公司工作，加班是常态，而丈夫是体制内公务员，工作相对轻松一点，可可的学业主要由丈夫辅导，“每晚（丈夫）血压都要飙升，三天两头吼一顿，孩子哭一场。”沈怡看不过去，今年6月，她辞去工作，亲自照顾可可。
沈怡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控制自己的脾气。24小时和女儿贴身相处，因为各种小问题斗智斗勇，每天她要盯着孩子上网课，辅导作业，还要敦促女儿跳绳——医生建议女儿多运动。
沈怡不再去想长远的规划，她打算开个家庭会议，跟家人科普可可的实际情况以及商量教育方式，而她明白，这势必是一场持久战。
刘华清说，只要持续系统地治疗，效果还是很好的，这个理想状态是指孩子能正常上学和社交，和其他孩子没有什么区别，“有些孩子还很聪明呢。”刘华清说。
年8月16日，医院九楼大厅内的叫号电子屏显示“学习困难门诊”。新京报记者李照摄
“不一定非要强调所谓的‘治愈’。”安静也认为，不要总去贴标签强化，而更应该
